红卫兵运动起源剖析之一：大院的精神文化

核心提示：不了解北京干部子弟的成长环境和精神文化，即在建国后出现的大院文化，就不可能理清初期红卫兵的思想脉络，这应当是研究红卫兵运动的一个关键点。

红卫兵运动 资料图

本文摘自：作者自稿，作者：米鹤都，原题：红卫兵运动起源剖析之一：大院的精神文化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中，其发起者和初期红卫兵的主要组织者、领军人物大都是干部子弟。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之所以首先发轫于北京，而且是在中学，与当时北京的政治气氛格外浓烈直接相关，更由于北京的干部子弟比较集中、中学生中干部子弟的比例大大超过大学生有着重要关系。因此，不了解北京干部子弟的成长环境和精神文化，即在建国后出现的大院文化，就不可能理清初期红卫兵的思想脉络，这应当是研究红卫兵运动的一个关键点。

旧日的北京，是一个由四合院组成的文化古都。这种状态自北京建城后大约保持了几百年。在1949年以后，这种形态被改变了。各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形成了自己的群落，而这种群落不再是前朝的衙门归衙门、眷宅归眷宅，而是混成一体，办公区的周边新建了宿舍区，而这种宿舍区在外在形态上不再是四合院而是楼房，在内在形态上往往形成一个小社会。有围墙的也好，没有围墙的也好，总之在大院内，往往吃喝拉撒睡以致看病上学都可以一并得到解决。除少数机构留在北京的四九城的墙内，大多数的政府机构和军事机关，出复兴门，从旧城墙外原来的乱坟岗子向西拓展新区。这是北京最早的楼群，以不同单位或住宅区为中心，一个个的新型大院出现了。“大院”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形态，它必然衍生出新的文化。尽管身处大院的成年人以言传身教奠定了这一文化的基调，但它真正开始形成所谓的文化，是在这个环境中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之时。

根据战争时期的有关规定，中共干部结婚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即“258团”。即：满25岁，参加革命8年，团职以上。对此，各根据地有不同的说法，但大致有这么三条杠杆。由于战争时期的动荡，结婚后的干部家属大部分采取了随军的方式，因而建国后就马上面临一个安置问题。北京建都后，这样一大批干部及家属的安家落户，是不可能从原有的市民住宅中得到解决的。再有，战争体制的后勤保障系统，在建国初期依然发挥着作用，供给制是主要形态。统一解决住房，也是伴随着供给制及其后的全民所有制产生的。

如前所述，北京干部子弟的婴儿潮是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产生的。这和战争时期转向和平建设相吻合。由于内战的因素，中国的这次婴儿潮比美、苏晚了几年。但到了“文革”前夕，在这批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子弟，已经有一个相当大的数量，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具有产生巨大动能的基础。而且，他们相对集中，一是集中于初高中这个年龄段，二是集中于大部分重点中学。这使得这批中学生和他们的兄长间有了一个重大区别，即在一些局部，他们的相对优势出现了。

相对批量、相对集中的大院子弟在文革前出现了，这是和北京特殊的地域特点分不开的。全国没有一个城市有这样众多的党政机关和军事机构大院，没有一个城市有如此众多的干部，也就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形成干部子弟阶层这样一种社会力量。当然，在中央的示范效应下，各地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大院，也都形成了几乎独立于整个社会的小社会。但是它们远不具备北京大院的那种政治内涵和文化，更不具备北京大院的那种潜在动能。

大院这一社会形态的出现，势必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而在百废待兴的中国，相对于传统的市井文化，大院文化显然具有时尚和领风气之先的特点。这种文化形态，就是初期红卫兵孕育的土壤。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这里仅就与红卫兵这一主题相关的，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单纯与轻信

大院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对外界社会真实的了解甚少，他们平时所接触的大多是同一阶层的孩子，他们听到的基本都是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正面教育，因此思想相对简单或单纯。他们真诚地相信，外面的社会很美好，全中国儿童的生活是和他们的金色童年一样的。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李冬民回忆：三年困难的时候，农村里没粮食吃，城里出现了农村里来的大批饥民，要饭的。我那时候已不住校了，住在市委宿舍，挨着崇文门。崇文门南边是护城河，护城河边上搭着席棚，住着要饭的农民。我就跟他们聊起来，问他们是哪的？他们说从农村来的，如何如何……我们北京小学的同学好多都是从北海托儿所转过来的，是从有苏联阿姨照管的那种干部子弟寄宿制的生活过来的。他们过着这种生活，实际生活在幻想的共产主义生活中。所以那些农民说在乡下没饭吃了，他们都不信，但我信。更有一些红卫兵，直到在大串联中见到了要饭的而震惊。不了解真实的社会是他们成长中的一大缺憾。单纯的另一面就是轻信，他们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观念，完全来自与教科书和文艺作品。这是一代人的通病，只不过干部子弟来得更纯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