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起源剖析之一：大院的精神文化

也由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他们离开寄宿制学校或者大院环境而进入社会时，他们自然地感到一种陌生、惆怅和不适应。曾经担任八一学校学生会主席的刘辉宣回忆，当他从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八一学校考入四中以后，感到非常的不适应。一是感觉到观念的不同。他说：我的思想很简单，原来根本就不想将来长大了干什么，认为自己的出路是组织上安排的事情。反正党让我当工人，我就当个好工人；让我当农民，我就当个好农民；让我当战士，我就当个好战士。一句话，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后来到四中，接触到一些老四中的学生，包括其中的一些干部子弟，才发觉人家很早就在设计自己了，准备将来当个科学家或者其他的什么家。我的思想能不触动么？而这些在他看来，是十足的个人主义和市侩人生观。二是原来同学们都是清一色的家庭背景，这时同学中的家庭出身已经五花八门了，反动官僚、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小业主，无所不有，他于是自然地有一种“非我族类”的感觉。这其实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二、心理的健康环境

干部子弟的成长过程，远远脱离了当年社会中各种政治运动的漩涡。因为根正苗红，他们从小没有生活在类似于家庭成分不好的政治阴影里。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没有受到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各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也没有工农所经受的贫穷生活的压力。在文革到来之前，干部阶层始终是社会的佼佼者。因此，这一代干部子弟是在一种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受到过压抑，因此他们不仅相对健康，也相对强势。他们鄙视人情的俗气，看不起文人的酸腐，也冲破了市民的奴气，中国社会诞生了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红色青少年。应当说，只有心理上的强势，才会培育出敢做敢为的担当，同时如果没有约束，也会衍生出目无法纪尊长的狂傲。相对其他社会阶层，干部子弟承受压力和打击的能力也明显更强一些。在“文革”初期，他们面对工作组的压力和中央文革的打击，基本都采取了反抗的态势而非屈膝忍受。这一群体性格是与其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的。

恰恰由于这种有利于健康发展的环境，造就了社会的宠儿，也带来了它的负面效应，即整体优越感的产生。这与今日独生子女一代的矫情自大同理。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其心理成长过程中，压抑就会造成其畸形地收缩，反之，则造成空间的膨胀。社会的边界和个人的空间，是在膨胀和压抑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并稳定的。一个社会如果同时存在着宠儿和弃儿，他们的心理状态一定不同。反过来说，如果社会整个都处在一个有利于所有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健康环境中，也就难以形成部分人的优越感。

三、寄宿制的训练

红卫兵一代的一个文化特点，是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这点上，干部子弟也表现得更强烈。集体主义的熏陶，是和带有军事化传统的管理相联系的。大院的管理、特别是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的管理，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一代革命者建国后由于责任重工作忙，关键是其信念要求他们必须要把革命利益和工作放在首位，家庭的亲情始终是从属的。当然，这一点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这里仅指建国初期。因此，相当多的干部把子女交给幼儿园和寄宿制学校管理。当年即使在一些非寄宿制学校，也有部分住校生。那一代的中小学生中，寄宿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弟。寄宿或住校的集体生活从小就伴随着他们的成长。同时，他们所受到的政治教育也是集体第一，个人要从属于集体。另一个因素，是干部子弟由于其父母为共同的事业奋斗，有共同的革命经历，或者是战场上的战友，或者是机关里的同事，甚至很多人之间都有着同学的哥哥姐姐，或者是哥哥姐姐的同学这样的关系。总之，大院的环境，非常容易让这些子弟间建立起特殊的感情，而在一般市民阶层或普通的居民区，是很难建立起这样一种紧密的社会关系的。无独有偶，台湾的眷村文化，和大院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盛行集体英雄主义的年代，这一代大院子弟往往比市民阶层更注重集体精神。集体主义的教育，寄宿制学校培养的团队精神，父母和家庭间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强调整体的荣誉感，是大院子弟们突出的特点。刘辉宣回忆，在临近中考时，八一学校提出的口号是：像战场上不让一个战友掉队那样，不让一个同学留级。王冀豫认为：这也是我们打架不要命的一种原动力。我觉得这跟教育有关系，跟这些人的生存方式有关系。这些人为什么凑在一起就厉害，要单独相对，那就是个体力量的较量了，是对方比你强大还是比你弱小的问题。可是作为一个群体，就不是个人的力量了。十个人加在一起，可能就是五十个人的力量，这就是区别。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这些人就都凑到一块儿了，甚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串联的时候，一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不是干部子弟，心里特别明白。这是当年红卫兵兴起的基础，也是后来我们这帮人打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