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起源剖析之一：大院的精神文化

寄宿制虽然培养了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但是也阻隔了学生与社会广泛的交往而不接地气，还有一个很要命的缺陷，就是其认同感很强但也很窄。这种认同感很强，使一些小院子弟和即使没有经历过寄宿制训练的干部子弟，由于相互间共性的东西很多，可以很快就融合到这支队伍中去了。但是它也很窄，“文革”前和初期，大院之间较少发生“战争”，因为大家属于同一族类；打群架往往是和院外的“野孩子”、“小流氓”，而他们乃非我族类。这种认同感在“文革”中再上升到政治上，就彻底自外于大多数的群众。

四、尚武轻文的取向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在不同的大院类型中，这一性格取向并非完全一致。在中央党政机关的大院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扎堆儿的大院中，在这点上就有很大差别。但是，北京大院之间的这种差异，与市井文化相较而言，应当说一般小于他们之间的共性。如王冀豫所说：所谓的大院儿，不管你是政府的还是军队的，都是一路货色，因为共产党的地方政府也是军队建的。因此，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如出一辙，同质同源。

另外，由于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传统，由于农民出身的干部占绝大比例，由于强调阶级斗争的暴力形式，因此在大院文化，崇尚“英雄主义”的意识中，难免搀杂着尚武轻文和暴力倾向。即使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经过战火的洗礼后，也绝非旧日文人的形象，只是表现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曹都都回忆：这些干部子弟，特别是军人的子弟，自幼崇尚的英雄主义精神尚未泯灭，那时宣扬的是集体英雄主义。集体英雄主义最需要首当其冲敢于牺牲的人。从小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孩子，有了冲突就是一对一，而在外受到挑衅常常是群体而上，谁胆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会被奚落甚至孤立。现在反思过去，不光是干部子女，几乎全国百姓都具有暴力潜质，也就是说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痛打落水狗”的群体暴力倾向。

王南生（王小点）的父亲是军队中的儒将，但王小点回忆，其家庭教育也是充满暴力：我们那时在部队环境中受的教育就是，要打架，就要打胜，否则就是怂蛋。而且，这种教育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不能在外面欺负人。谁要是欺负人了，那回家一定要挨打。所以我一般都不敢打架。另一方面，如果真打了架，还让人家打了，被别人欺负了而不反抗，那就更丢人了！回家后家长还得打你，得挨两次打。这不是个别人家里的情况，我们在座这些人的家长差不多都这样。我从小就感觉到，有时打架打赢了，虽然父亲也要揍我，可是给那么几下都没什么劲，要是被人家打了，那劲就大多了。

在大院中，一呼百应的孩子王绝非是学习好的乖孩子、班干部，而是能伸张正义的“英雄”。王小点小时候就有一次一战成名的经历。他回忆：我们小学有一部分寄宿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干部子弟。他们那时候经常受学校里的市民子弟欺负，因为住校，周一来学校的时候都带点好吃的零食什么的，结果就经常被人抢。有一天，我把一些住校受欺负的学生召集起来说：我帮你们出这口气，但是你们不许跑，要助威。如果他们都上手，你们也得上。他们都同意了。那次，别人都没动手，我和那帮欺负同学的头儿单练，结果我把他给打了，打赢了。他们说，第二天要找人来报复。那天我回家把我爸原来缴获的日本军刀拿到了学校，对他们说：你们谁敢上，我劈了他！那次以后，王小点就声名远播了。

当年，在北京市民阶层的观念中和一般学校的教育中，“好孩子”和“坏孩子”概念的一个区别就是打架与否。只要打架，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批评。这观念和皇城文化传统的重文轻武有关，而且根深蒂固。而在大院文化中，打架往往只是形式，是非要取决内容，暴力在这种氛围中并不是笼统地被谴责的。由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真理，稳定政权同样需要暴力，而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人们甚至认为它其实还是战争的继续，从而充分肯定了暴力在历史中的进步性和正当性。因此，在建国初期及其后一段时间，崇尚暴力在某种意义上就势所必然。孩子们对干部阶层中这种观念的耳濡目染，就形成大院文化和市井文化的一个区别。

由此延伸的，则是对待知识文化的心理态度。中国传统上一直奉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推崇道学、文化的至上，尊重读书人的风尚深深贯穿于这个社会的深层意识中。即使在偏远的农村，那些读过两天私塾、能识文断字、能写个信和春联的，大多是村里德高望重之辈。笔者早年在美国读书时，曾在一个建筑工地打过几天散工补贴家用。开始被分派搬运石材，虽然干过多年的重体力劳动，这活儿也算不得什么，但在工地上这毕竟是最累的。中午吃饭时，领班的大工聊天中知道了我在大学做学问，当时就把他的小工叫过去说：你们俩换换，你去搬石材。又对我说，下午你就跟我干。我看他那小工面露愠色，感觉很不好意思，忙说没关系，这活儿我能干。那个大工说了一句：你不用管。你是读书人，这不是你该干的活儿，让他们去干吧。这是一个从国内移民去的基层建筑工人，尽管经过“文革”的洗礼，但是他心目中对“读书人”三个字的敬慕和爱怜，仍然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深层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