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贪官的朋友圈可分为哪两类

有媒体梳理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等近期落马贪官的堕落轨迹，认为“不难发现其共同点都是被朋友‘拉下水’”，“‘朋友圈’变‘腐败圈’”。就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关键还是官员自己出了问题，自身经不起种种诱惑，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我以为，这样分析问题诚然是指出事实，但又未免只是清谈。

就经济类职务犯罪而言，尽管有不少罪名，但最主要是贪污和受贿两大宗。在贪污和受贿当中，又以受贿为主。贪污可以跟他人并无关涉而犯罪，最典型的是掌握财务权力的人，只要自己关起房门通过对账目的操作，就可以实现犯罪。受贿则不同，非得要关涉他人不可，也即受贿行为总是跟行贿行为绝对联系的。因此，与“朋友圈”相关的，主要是受贿。

所谓的“朋友圈”，实际上指的是“商人圈”。“朋友圈”又可以分为两类：找上门的朋友与主动希望结交的朋友。所谓找上门的朋友，比如一个官员掌握了某项配额，这项配额制造为了稀缺资源，该官员即使给自己设置了数道岗哨，需要获得配额的人也不得不设法突破重重阻碍结识他以获得配额，彼此是否就此成为朋友的决定性意志在于官员。又有官员主动希望结交的朋友，也即假设该官员并无私欲，但出于完成工作并实现工作目标的动机，必须主动并且要积极结识朋友，比如从部委到乡镇都在进行的招商活动就是如此，彼此成为朋友的决定性意志并非仅仅在于官员。

两类“朋友”在改革开放后有其行情变化。当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比重还占绝对地位时，以找上门的朋友为主，但总体上是趋向于找上门的朋友减少，官员也不主动找朋友。当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强化以G D P(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指标的市场化发展后，官员主动结交朋友猛然成为了潮流，迄今难衰。曾经，全国想跟王石交上朋友、沾上“万科”品牌边的书记、市长、县长、厅长、局长，不说多如牛毛，大概也可以说多如猪毛，现在则是把马云请到自己土地上考察，内地地级市的书记、市长都不敢有这样幻想。

其中有两个通常的特征：越是开放、开明的地区官员朋友圈子越宽，越是封闭、保守的地区官员朋友圈子越窄；能力强的官员朋友圈子较宽，能力小的官员朋友圈子较窄。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不起商人“朋友圈”的官员就办不了实事，办不了实事即使不是无能也属于庸官。清谈者跟着一起分羹，但把羹做出来终究需要实干。然而，实干者常在水边走，这是一个局。有波浪起来沾鞋，也有主动去踩水，诚然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小心，但既到水边走，总是属于嬉水。持平常心的官员多在基层，欲念较多较强者容易高升。“朋友圈”不仅是办项目，更是商务知识、经验的培训、传授，官员的能力不是天生的，往往是通过跟“朋友”的不断交流而成长，从而达成互相沟通、理解、合作。在这过程中，欲念很容易转变、强化为贪欲。

这是对贪官及仍然会成长为贪官的官员的理解。这丝毫不意味着反贪应该手软，也不必要为反贪后怕，反正中国自古最不缺的就是想做官的人，当今可以做官的人力资源更是雄厚。但是，有一份理解则是必要。这种理解不是谅解，而是要明白形成贪官的特殊机制所在。这种特殊机制就是政府职能问题。任何政府都存在贪腐的可能，但当政府既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投资者之一，又是国民经济的管理和经营者，也就意味着将自己最能够实干的大批官员置于了在水边走的局中，从而必然会不断发生大面积贪腐。

目前，对于G D P的追求已经略为降温，但终究还是在强烈追求着。关键的问题并非在这种追求上，而在于政府职能。当政府进一步退出具体经济领域的投资、经营者地位，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是通过货币、税收、产业规划等机制进行时，也就把官员整体从水边拉开，官员尽管可以有他自己的嬉水贪欲，却失去了实现贪腐的机会。那时候，清谈的清官也成了能官，因为清谈本身就已经是必要的突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