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爸爸索性让儿子去打工，“一个月能挣千儿八百的，现在好些大学生也只能挣这么多”。与这种心态对应的现实是，越来越多的家庭通过打工过上了富裕日子，而少数坚持供孩子上学的家庭却陷于生活的窘境。

现实的反差使得“读书无用论”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像张宜明那样把儿子学习当成大事的父母，在当地并不多见。多数打工家庭只是把学校当成代为看管子女的地方，孩子在校表现如何，能不能升学，他们没有精力过问或者根本不在意。

在五里墩以及周边村民组，连续几年没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即使有几个像陈小龙那样读书不错的孩子，到了中学也纷纷“落马”。很多孩子初中一毕业，父母就让他们学手艺或者出门打工。

一位乡镇中学老师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一直对学生大讲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才能如何如何，而许多家长并不认可读书的路子。这样一来，学生反而觉得我们是在坑害他们，学校成了他们望而生畏的地方。”

亟需行动的社会工程

性格孤僻，吃不了苦，没有上进心，缺乏责任感，不懂感恩……尽管张宜明不愿相信这些毛病出现在儿子身上，但他不得不考虑儿子将来如何生存的问题。

如今，第一代打工人的子女已经进入社会或者正站在社会的门槛上。在劳务市场上，农民工子女正在源源不断地成为新一代劳动力。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难以像父辈那样勤奋乐观地工作，安分守己地生活。

在五里墩村民组，20多岁的青年多数有着留守经历。汪恽就是其中一个。他小时候父亲长年在外打工，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在家。由于家庭管教不严，他养成了任性、懒惰的习惯，小学毕业就辍学在家。平时游手好闲，村里人处处提防他。他也出门打过工，但是不管干什么，都半途而废。后来因为抢劫几个学生，被派出所拘留。

留守一代如何走向社会？如何在社会找到生存的空间和归属感？这不仅是众多打工家庭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个亟需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

蒋敦宏是从五里墩村民组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如今在北京当律师。乡土情结和职业习惯使他一直关注留守子女的社会化问题。他认为，由于缺乏责任感和进取心，不少留守子女长大后，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身在什么岗位，都难以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这进而使他们找不到生存的自信。

“留守子女社会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磨合过程，也是需要教育界和社会各界认真对待的问题。否则，为此付出代价的，将不仅是留守子女本人，还有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蒋敦宏说。

中央教科所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认为，当前有关留守子女的研究基本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即针对留守儿童的研究，而留守子女社会化还是一个缺乏关注度的研究课题。“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留守子女视为‘垮掉的一代’，留守经历其实也是一笔人生财富。比如，在很多留守子女身上就表现出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自强自立精神，学习上也能勤奋刻苦，等等。”

但他同时认为，留守子女长大成人后，早年的留守经历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并不会立即消失，这种心理隐患可能逐渐显现出来，对他们的就业、婚姻生活和社会交往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随着留守子女社会活动面越来越广，承担的社会角色越来越多，这种影响会像水波一样扩散至整个社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牛志奎博士说，在留守子女社会化的过程中，成年前的教育和社会援助是关键环节。尽管目前政府有关部门、社会福利机构以及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爱和帮助，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情是很难替代的。“政府需要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待遇和地位，无论是农民工还是非农民工，劳动者本身工资低、待遇差，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全家一起在城市生活，这是主要原因，而户口和高考制度也限制了孩子随父母在异地读书。这两方面的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要解决留守儿童教育的问题就非常困难。”

在霍山县，留守儿童教育已经成为当地教育部门的重头工作之一。部分乡镇中心学校把对留守学生的教育管理确立为校本研究课题，组织教育干部和一线教师开展“留守学生教育管理研究”活动。霍山县教育局副局长周琼介绍说:“我们要求班主任、任课教师与留守学生结对子，当他们的‘代管家长’，做他们生活的知情人、学习的引路人、成长的保护人。”

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他们提出了更为系统的工作方案:一要加大对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投入和建设力度，为留守儿童提供住宿便利，让他们受到更多的监护、照顾与关爱。二要将留守儿童问题纳入城乡统筹发展的整体规划，纳入新农村建设的范畴，特别是发挥乡村组织对留守儿童的管理作用。设立留守儿童教育管理专项经费，用于托管服务机构、寄宿制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就留守儿童就学、教育管理、人身安全、医疗卫生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三是发动民间组织或个人，在中小学附近建立留守儿童托管中心，把留守儿童集中到一起进行有偿监管。四是明确家长的监护责任，把家长的责任法律化。

周琼说:“关爱留守学生，不仅是一项事关他们健康成长的教育工作，更是一项奠基农村社会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工程。我们期待的工作局面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学校为主体，社会参与，家长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