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偷渡到中国的越南女大都结婚生子,这个群体在粤西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仅记者调查的一个村,就有十几人
她们的子女是学龄儿童,也是“三非”人员,更可能“世代都是黑户”,由国籍认定而来的升学、就业难题纷至沓来
遵照现行法律政策,她们的子女入户,意味着她们将被遣返回国,这考验着政府人口管理的智慧
“不知道该怎么办,读两年书回来做农民呗。”除了中国境内“三非”人员(非国籍、非公民、非人口)身份,14岁的莫水燕跟她的同学看不出任何差别,而她流利的普通话让小学校长都艳羡不已。
但她知晓自己的特殊身份,因为母亲陈红文是“从越南过来的”。
陈红文还清晰地记得,十几年前她们进入中国的那条河流。狠心扔下200元人民币,混在“有证件”的生意人间,艄公便将他们摆渡到广西南部的东兴市,再由东兴散布于两广相近市县。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越南籍的“陈红文”们,或者家境贫寒,衣食无着;或者年龄渐大,尚未成家。她们以打工为名,来到中国谋生,却大都嫁到广东粤西山区。
这个群体,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在肇庆德庆县高良镇,单一个大同村,本报记者就发现十几个越南新娘。“在德庆县将近有100个。”多名当地知情村民称,在罗定、郁南和封开等靠近广西的县市,人数可能更多。
按越南法律,她们已经不是越南人;而如果依照现行政策,她们及子女则将面临“世世代代只能是"黑户"”的境地。
越南女后代“名分”如何给?这考验着政府人口管理的智慧,也是未雨绸缪且是时候求解的命题。
一封匿名求援信
2009年12月,一封投寄到本报的匿名信,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公之于众。书信落款是,一个知情人代笔。字迹工整的书信中,言辞恳切地写道:
他们是一群学龄儿童和学龄前儿童,现在和同龄儿童一起在学校读书,或将进入学校读书,但父母都在为他们的前途和未来,多了一份特别的忧心——这是一群报不上户口的黑户籍儿童。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真不知道他们今后继续升学、就业该怎么办。
嫁到中国的越南女大多有了自己的子女后,能够面对现实,在家里安居,和丈夫一起抚养子女。像这样的子女,据估计,在德庆就有近百人,其他县市更多。
她们中一些人虽然曾经一次或多次回越南探亲,也未能取得合法的婚姻证明。大部分人一年辛勤劳动,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支,且有一部分人丈夫年龄较大,有的甚至已丧失了劳动能力,根本无力返家办理合法手续。
“我们早已融入中国”
邻国越南,历史上的战乱造成男女比例约为3:5,许多姑娘愿意外嫁他国。
越南当地甚至有专门的“养妈”,在乡下找些貌美、想远嫁的姑娘,集中统一培训仪态、修养,然后专门介绍给外国男子。而十几年前,她们同样想嫁到中国,只不过是以打工的名义。于是,这个群体从贫穷的山区,移位到能吃饱穿暖的“富庶之地”——尽管这里也是连绵的大山。
阮金红,35岁,1999年随远嫁到中国的堂姐到中国打工,经人介绍后嫁给德庆县高良镇大同村村民徐进源。“只给了介绍人300块的利市。”说起这段姻缘,两鬓染白的徐进源仍止不住地憨笑:“当时30岁了,家里穷,找不到媳妇,急啊。”
徐进源说此话时,高良镇江南村的陈红文也在场,笑声清脆而爽朗。她用流利的粤语说:“那时候我又黑又瘦,已经30岁了,在越南根本找不到老公。”1995年,在中国做了两年宰卖鸡的工作后,她嫁给了43岁的江南村民莫洪芬。
1月29日,慵懒的阳光洒进徐进源围闭的庭院,老父亲晃动着斑白的山羊须,守着两个孙女和7岁的小孙子,怡然自得地晒着太阳。听闻记者到访,徐进源从地里回来时,满脸挂着微笑——今年结着硕果的砂糖桔,让他们一家释缓了一年的耕作疲惫。
“如果不是她嫁过来,我可能活不到今天。”老父亲说,儿子在而立之年娶到阮金红,这是老徐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来中国刚半年,陈红文就能用地道的粤西方言跟顾客讲价。现在,58岁的丈夫莫洪芬一人留在江南村大都塘组,守着几亩稻田。而为人活络的陈红文,沿袭着在越南河内老家经商的思维,她带着女儿莫水燕搬到高良镇中心,继续着宰卖鸡的生意。
治保主任梁树林说,高良镇江南村曾迎娶了10个越南新娘,除了2个嫌弃“丈夫家”过于贫穷而跑掉外,其余的都在村里生了孩子,并安心地相夫教子。在高良镇另外一个2000人的村庄——大同村,村委会副主任谈咏告诉记者,十五六个越南新娘于此安家,约二十个“黑户”孩子到了学龄阶段。
“我们早已经融入中国了,这里就是家。”当莫水燕撒娇着央求母亲,用越南语说一句“我爱你”时,陈红文思索半天才缓缓吐出,之后,笑声依旧清脆爽朗。
女儿莫水燕从来没有回过越南,“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没有概念”。
早前报道:
延伸阅读: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
共有评论0条 点击查看 | ||
作者:
付伟
编辑:
李志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