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引发的争议

安抚雷某的同时，富平也在和孩子的家长沟通。孩子的葬礼办完后，孩子父母过分伤心，陈祖培安排他们去京郊度假村过年。并在年后给他们张罗着找二环内的房子租。后来孩子父亲顾先生自己找到了房子，富平出了房租。这期间富平大约支出59600元。

“我们希望安抚孩子的父母，减轻他们的痛苦。”陈祖培说，“顾先生这个时候很冷静，春节期间他去了趟上海，初七那天回来，我主动提出去机场接他。他问我‘是算你个人接我还是富平接我？’我说是富平接他，他说:‘哦，那我就连谢谢都不说了。’”

“汤先生(汤敏，富平学校理事会理事)和茅先生去探望了他们夫妇。那次会面他们就有点不太冷静了。”陈祖培回忆道，“他们提出了100万的赔偿金，我们赶紧请了律师，富平不会逃避赔偿责任，但是赔偿要有法律依据。10天之后，顾先生提出了150万的赔偿金额。他说不谈法理，谈事理，最大的道理是，人命是无价的。”

“这事对我家庭的伤害太大了，我的孩子死了，我每次跟富平和媒体打交道都会回忆起那些经历。我要钱有什么用，钱能让孩子回来吗？”孩子的父亲顾先生在电话里对记者喊道。

他几天前阅读了茅于轼的那篇博客，认为茅于轼是想逃避责任。“什么叫无妄之灾？他老糊涂了！他不要晚节不保！他连自己应该负的责任都不知道!”

今年7月，在东城区消费者协会(富平家政地处东城区)的协调下，顾先生把赔偿额度降低到40多万。富平认为这一金额仍然偏高。“应该区分责任，保姆是不是应该负全责。保姆的全部责任应该不应该由富平全部承担，这些都是应该让法律解决的。”陈祖培说。

调解失败之后，东城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富平家政负全责，赔偿总额超过53万元。富平家政提出了上诉。

“法院认定家政服务员是我们的员工，跟我们有劳动关系，这是不对的。我们只是帮毕业的学生找工作，应该是一个中介机构。我们介绍出去的家政服务员有上万人。”陈祖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