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斯当不仅从理论上对绝对权力进行批驳，而且也从实践上对其进行批判，这方面主要是以拿破仑的专制统治为批驳对象。贡斯当称拿破仑的统治是一种“僭主政治”——这并不意味着复辟后的波旁王朝的统治具有确当性——意为通过非正常的方式攫取的政权，该政权不具有任何合法性。贡斯当曾经把僭主政治与君主政治、僭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相对比。就僭主政治与君主政治相比较而言，它们的唯一相似之处就是权力都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但君主政治是一种经历了时间的修正和被习俗软化了的制度，人们在君主身上看到的是几百年的传统，一切传统、习俗都在支持他，包括贵族、军队等；而僭主政治不得不打上僭主个人的印记，是不可能被时间修正和软化的制度，一切力量都在反对他。总之，“一切在君主制下导致团结、和睦与和平的事物，在僭主政治中都会导致对抗、仇恨与颠覆。”就僭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相比较而言，贡斯当认为，僭主统治所造成的危害更有甚于专制政治，“我当然不是专制制度的信徒。如果让我在僭主政治和稳固的专制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我会奇怪何不选择后者。”[43]僭主政治有比绝对的专制统治更为可恨的一面，比如专制制度排除所有形式的自由，而僭主政治却需要这些自由的形式，需要这些自由的形式为其提供虚假的支持，如果说在专制统治下人们还拥有沉默的权利，那么在僭主政治下人们连沉默的权利都丧失殆尽了，僭主政治不仅摧残人的身体，而且还侵入人的灵魂的最深处，扭曲人的心灵。

根据贡斯当的看法，一种权力的寿命取决于它的精神是否符合它所属的时代。僭主政治在文明时代是不能幸存的，因为僭主政治与时代的精神、利益以及整体的道德格格不入。僭主政治只有依靠僭主个人的霸权地位才能建立起来，如果说在人类社会之初处于无知状态时，人们还可以忍受这种霸权地位，那么随着启蒙而带来的理性的进步，人们就不能再容忍任何形式的霸权地位。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人们更加热爱个人自由，自由已经深入人心，人们不可能忍受僭主政治对个人生活无孔不入的侵入。对僭主来说，如果不采用暴力、监狱、镣铐等方式来进行统治，那么僭主政治根本不能存在，但僭主如果采取这些非正常的方式来进行统治，那么必然会激起强烈的反抗而最后归于覆灭。同时要维护僭主政治就离不开连续不断的战争，而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灭亡。可以看出维持僭主政治生存的手段恰恰是摧毁其自身存在的工具，拿破仑政权的崛起和覆灭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贡斯当通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专断权力进行批驳，指出绝对的权力是不存在的。贡斯当与孟德斯鸠一样，对权力抱有不信任的态度，这与他对人性的灰暗看法有关。他认为，人总是天生愚蠢的，并被一群无赖领导着。在贡斯当的心目中，领导者是一群“无赖”。虽然有些人因为和善、慷慨大方等而采取一些利他主义行为，但大多数人是自私、邪恶的，他们经常被一些邪念驱使着而没有任何道德可言，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急剧变幻的社会背景下情况更是如此。[44]政治学上存有一种基本的假设就是:政治权力有一种自我膨胀的趋势，同时政治权力还经常易被滥用。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45]由于政治权力很难进行自我限制，因此人们必须对权力进行主动限制，指出其不能干涉的范围，并建构一种个人权利的“堡垒”。

根据贡斯当的看法，在政治操作中，存有两种限权方式，一种是抽象的限制，即“以权利制约权力”，意为公民享有一些由任何社会权力所不能剥夺的基本权利，这是本文的第一章所主要解决的问题；另一种是具体的限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对于限制权力的方式贡斯当曾经感叹道“怎么可能不通过权力本身限制权力呢？”在这一点上，贡斯当深受孟德斯鸠的影响。具体来说，贡斯当主张权力的分散与制衡，为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五权分立”的思想，下文将对此仔细论述。根据贡斯当的观点，这两种限权方式必须密切结合起来，如果只强调通过分权来限制权力，那么往往会出现“权力的合谋”这一问题:“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分割权力，如果权力的整体不受限制，那些被分割的权力只需要结合在一起即可，人们仍然无法破除专制政治”。[46]对此贡斯当主张还必须“以权利制约权力”，也即人们拥有一些无论是人民还是他的代表都无权剥夺的权利，贡斯当称这是一条“永恒的原则”。认识到“权力的合谋”这一问题是贡斯当比其同时代人乃至当代人明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