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何时出现在中国：1912年早有“中国共产党”

民国初年的中国人，似乎对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都感兴趣，尤其是年轻人，嘴里最时髦的词就是救国和主义，那些上大学的男女书生，好像不谈点主义，不表现点自己爱国，就不好意思出门，说话都不好意思开口似的。而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时间很早，何止是主义，就算是“共产党”这个名词，也绝非1921年原创，据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记载，1912年3月，上海一份叫做《民权报》的报纸上，就登出了“中国共产党”招募党员的广告。 【详细】

人少力寡的中共如何建党？

别以为维金斯基先生来中国，就是与陈李两人见见面，讨论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正是在他来到中国的时间，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突然频繁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维特使不仅仅是个使者，他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理论。按照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记载，1921年初，维金斯基回国，同年6月，又一位特使马林抵达中国。就在这段时间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几乎陷入了停顿，机关报《新青年》更是断更三个月之久。 【详细】

1920年夏到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详细】

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中共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方面接受了这个建议，之后分别写信给各地的党组织，要求各地派出代表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详细】

尼科尔斯基不仅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中国的代表，而且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出席一大会议的包惠僧，曾数次提到他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详细】

尼科尔斯基只会俄语，仅懂一点英语，与中国代表交流困难。由于语言障碍，他在会上很少发言。但事实情况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马林才是尼科尔斯基的助手。【详细】

中共“一大”的会场是什么样子？

（一大）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各代表席上只放了几张油印的文件，也没有张贴什么标语。（《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一大”的诸位代表确实没有什么经验，在开会的时候也带着一种书生意气，经常为一个问题从讨论变成争论，甚至是争吵，整个会议中的几位主角，分别是张国焘和周佛海，另外的，李汉俊、李达、陈公博、包惠僧、陈潭秋、刘仁静也就积极讨论，至于其他人就比较的安静了。【详细】

陈公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悖论和诡异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曾经非常显赫。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却又毕其终生精力与之作殊死决斗；他是国民党最忠实的党徒和最卖力的党鞭。【详细】

他对会议决议本身不满，在这些文件是否公开发表的问题上，他记得会议上议决此事需要新任书记陈独秀授权裁决的决定，遂向陈独秀“痛陈厉害”，“才决定不发，因此中共第一次大会的文献，没有宣言”。这份不发的文件就落入了陈公博之手保存。【详细】

陈公博至死都在怀恨他曾经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他能和他终生的政敌蒋介石在临死前言合并殷勤讨好，献计献策；他却须臾不忘剿害共产党。纵使在日本统治时期，他恨共产党远胜恨日本人。【详细】

中共“一大”期间周佛海除了开会还在做什么？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7月下旬的一天，尚未离开上海的刘仁静领着一个人来找他。来人出示了一份上海的时事新报，指控周佛海诱拐良家妇女，要控告周佛海。张国焘从报纸上看到，说有个湖南青年，是某个进步社会主义信徒，虽然在乡下结婚有了孩子，竟然还在上海勾引了同乡某商界大人物的女儿云云，后来经过来人介绍，这位湖南进步青年就是周佛海。【详细】

1921年7月30日，酷暑中的上海，气温高达37摄氏度。就在这闷热的晚上，一些代表陆续来到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李公馆里，他们将参加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详细】

那是上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曾跟他聊及，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详细】

已有的史料披露，马林这位世界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之后就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行踪处于严密监视之中。 【详细】

事实上，很可能就是这个密探挽救了他们。法国巡捕们都很清楚，如果那个密探想抓住那些开会的人，他们一个都逃不掉。【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