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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会场泄露之谜:密探称代表中有人告密

2011年06月27日 20:25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苏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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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听说写的是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马上就说可找薛畊莘先生聊聊,因为薛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

我于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访薛先生。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薛先生是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生在上海,九岁时到比利时,英语、法语都极为流利。母亲对他说:“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他后来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法文日报工作。1929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翌年,进入这个巡捕房的社会科工作。他谈起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种种见闻。

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那是上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曾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闯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

此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对薛畊莘进行了口述采访,并公开发表。

1991年,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首次披露程子卿是闯入一大会场的人。

中共秘密开会的消息如何泄露的?

那么,法租界的密探怎么会这么快知晓中共开会的呢?

已有的史料披露,马林这位世界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之后就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他在动身来华后,行踪处于严密监视之中,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这些情况迫使马林在6月3日到沪后就向荷兰总领事馆登记(否则就有被驱逐的危险),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身份公开活动。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曾致上海荷兰总领事一信,报告马林的行踪,马林已乘船到达上海,并化名安得烈森入住南京路东方饭店。

所以,马林到上海后,密探们已把他的行踪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录在案。实际上,租界警方当时已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底就得到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我们还不知道日本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在上海的各国当局。所以马林来到李公馆开会时,就已经引起了法租界当局的警觉。

法租界当局还立即制定了一个条例,这很可能是已经提前侦知共产党要开一大会议的相关信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这就是上海报纸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条例规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

于是,法租界巡捕房派程子卿进入李公馆侦察见机行事。

程子卿有意放跑了共产党人?

而薛畊莘引用程子卿的解释比较特别:

1921年6月底的一周,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上例行巡逻时,拦下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操着一口北方话,紧接着在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带回巡捕房政治组后,我们对这两人进行审问,最终了解到,这是北京政府许诺,如果能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就给他们一万大洋。他们还透露,即将在7月开会的12位红色政权领导人中的一人,将开会的信息出卖给段祺瑞元帅,而这天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成立之日。根据这些情况,我将此事报告刑事组长查扎尔先生,希望能够通知共产党领导人转移中共成立大会召开的地点。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中叔皇 程子卿 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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