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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秦国转弱为强非因商鞅变法 实是墨者功劳

2011年01月16日 23:2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何炳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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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刻本《墨子》中有关军事辩证思想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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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明刻本)

结 论

“大事因缘”的“因”当然是笃行兼爱非攻,不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缘”则甚奇,奇在:墨者原来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情怀,在竭忠尽智仕秦的过程中,竟无情地被时代化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剂——这才是人类史上值得呕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秦墨的命运

两千多年来哲学及思想史界最大的困惑,莫过于墨子学派何以从显学倏忽衰微沦为绝学。二十世纪前半论者有胡适、梁启超、钱穆、方授楚、陈柱、郭沫若诸家,但“在解释墨学衰微问题上,言之成理的说法少,似是而非的议论则太多,这反而防碍对真正原因的把握。”就思想及制度方面作简要的析论:

(1)墨子理想过高,难为常人接受

《庄子·天下》篇所论,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

(2)时代巨变不利于墨学及墨者

当秦献公征募墨者之初,秦是被侵略的弱者,正是笃信兼爱非攻的墨者乐意效忠的对象。但经过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大凯旋后,秦迅即变成最强的军事侵略国。这一基本事实既造成所有墨者良心信念的矛盾,更切断所有墨者社团发展的机会。

(3)献公与墨者的特殊因缘

笔者曾屡度提到墨者的种种专长恰恰迎合献公迫切的需要。撰此结论之际,再度反思,深觉二者之间的关系堪称是特殊因缘。之所以特殊是:建立关系之初双方都觉得一切同轨合拍,欢同鱼水;双方都不能预料局势发展下去会只对秦国有利而对墨者极端不利。

这是因为战国期间主要国家都在建立中央控制下的新型官僚制度,墨者仕秦之初即以多种专长被分配到官僚机构中的不同部门,事功虽有册籍可稽,姓名则匿而不彰。墨者的种种技能和专长既经常被政府汲取利用,其地位和功用就越来越“边缘化”了。秦墨最无法抗拒的是统一集权中央化的政治洪流,自始只有浸泳其中任其漂荡,不能也不容逃脱。事实上,仕秦四、五世代以后业已完全消融于此洪流了。从理论及事实观点推想,至晚到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诗书百家之禁,墨者已经完全消声敛迹湮没无闻了。

由于墨学衰微,墨者无闻已久,司马迁撰《史记》只能以二十四字附墨翟于《孟子荀卿列传》之尾:“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然而他的《六国年表》序秦获“天助”说还值得我们玩味。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首先,“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一语,既有其模糊性又有其合理性。模糊性是由于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合理性是“之后”两字,事实上等于默认献公对变法图强已经为孝公、商鞅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后世读史者往往会遇到这类传统论史的表达方式的。再则通过本文的多方考证,史迁所讲的“天之助”无疑应该是墨者“人之助”;但是秦之所以能得到墨者“人之助”就只能归之于特殊因缘了。

相关专题:重读商鞅

[责任编辑:刘嵩] 标签:商鞅 墨家 秦献公 变法 墨学 墨子 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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