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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重考商鞅变法

2011年01月17日 06:42
来源:新华网 作者:朱维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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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马迁到章太炎的商鞅批评史

很难用几句话来描述商鞅的为人。

他原是魏国公族的贱支子孙,跑到魏国充当贵族家臣,得知魏王无意用他,又投奔秦国靠与阉宦拉关系而叩开宫门,这在当时已属“小人”行为。然而获得秦孝公信用,他要求法令必行,强调“以刑止刑”,却以制造恐怖作为“止刑”代价,“步过六尺者有罪,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29],甚至民众改变态度称赞法令,也被他斥作“乱化之民”, 一概流放边城[30]。他的确打击了心怀怨望的宗室贵戚,但显示法无例外的同时,也如前述是对带头犯法的太子曲为庇护。

按说执法应该无所畏惧。但论者往往忽视司马迁复述的一个情节,即赵良对商鞅说的:“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31]没有重兵保护,便不敢出门,可见商鞅对自己打造的铁幕也缺乏信任,如赵良所说“危若朝露”。

因而商鞅在秦行法的主客观矛盾,便成为后人争议的历史问题。司马迁肯定商鞅变法导致秦人富强,却否认商鞅为人,说他“少恩”,“其天资刻薄人也”[32]。

那以后,关于商鞅的争论一度变得很激烈。例如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著名的盐铁会议上。由于武帝晚年实行的盐铁酒类专卖政策,将国民生产和消费的主要资源归政府垄断经营,导致农工商业都发生危机,人心浮动,政权不稳,被汉武帝临终时仿效周公辅成王故事而指定为首席执政的大将军霍光,被迫召集郡国贤良文学与朝廷主管理财的桑弘羊等权贵对话,结果变成对商鞅变法以来秦汉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清算。来自民间的郡国文学从指控盐铁专卖危害国计民生,到谴责商鞅是祸首,而代表官商结合体制的桑大夫,则全盘肯定商鞅变法导致国富民强,“功如丘山”。[33]于是商鞅的变法效应和个人品格,变成是一非二的问题,由此出现的“评价”二元对立,主要体现帝国政权与郡国的利益纠葛。用所谓儒法斗争作为判断这二元对立的是非基准,是反历史的。

历史提供的续例,便是击败霍光家族的汉宣帝,说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但在意识形态上仍利用而非否定儒学。他亲手培养的一名汉家新“儒宗”刘向,便回到司马迁,宣称商鞅虽私德有亏而公德可嘉,甚至称道商鞅自任秦相,便“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所以秦孝公得成战国霸君,秦历六世得以兼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34]。

尔后很长时间,商鞅又成治国图强的一个楷模。三国蜀汉诸葛亮,便教训后主刘禅,要他读《商君书》。

商鞅的法术和人品再度受非议,是在北宋王安石称道商鞅变法而“百代遵其制”之后。但非商鞅的司马光,也曾对商鞅信赏必罚作了很高赞扬,而苏轼否定商鞅的权术,也并非为了“尊儒反法”,相反倒是影射王安石的“尊孟”口是心非。古怪的是,时至南宋,朱熹、陆九渊两派,都自命“孔孟之道”的原教旨主义者,但都很少提及商鞅其人其法。回避也是一种态度。我曾指出,从程颐到朱熹一派道学家,在政治上都反对王安石变法,在经学上却属于王安石新学的“遗嘱执行人”。[35]由他们回避对商鞅历史是非表态,似可为拙说一证。

这里不必再提清乾隆间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于子部法家类小序,只说刑名之学已为“圣世所不取”,“关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而正文《商子》提要,仅考世传《商君书》,“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暗示内容不可信。

当然,关于商鞅的争议必将延续。百年前发生戊戌变法,康有为谭嗣同等痛斥商鞅,表明这回变法并非追求君主专制,却引发章炳麟力求复原商鞅历史实相的谏诤[36]。

如今时过境迁,再来讨论商鞅变法和他的为人,理当走出忽褒忽贬的传统循环怪圈。倘能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商鞅的历史实相,也许更有利于这段变法史的认知吧? 

附注:

[1]《史记·秦本纪》孝公元年,引文据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下同,但以后引文标点分段或依拙意改动。需要说明,这里的“中国”,在战国时代仍属区别夷夏的文化差异的概念。翟,同狄。

[2]春秋五霸有歧说。战国荀况所指春秋称霸的五诸侯(见《王霸》篇),便无秦穆公。此据东汉赵岐的《孟子·告子》注。

[3]前揭《秦本纪》孝公元年“下令国中曰”。

[4]前揭《秦本纪》孝公三年(前359)。同书《商君列传》,记卫鞅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及三见孝公,始以“强国之术”说孝公,而使孝公“欢甚”。景监,据《秦本纪》张守节正义谓“阉人也”,即景姓宦官。

[5]前揭《秦本纪》。卫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前争辩的详情,见《商君列传》,然而纪年当据本纪。据《商君书·更法》(诸子集成本),称甘龙、杜挚与公孙鞅,当时均为秦国大夫。左庶长,秦爵名。《汉书·百官公卿表》谓秦爵分二十级,左庶长为第十级;又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谓秦制自左庶长以上至十八级大庶长,都是军将,大庶长即大将军,左右庶长即左右偏裨将军。但秦爵的等级次序是商鞅变法以后所定,此前秦官仅见庶长,有统军权,屡在秦国政变中充当主角,见《秦本纪》怀公四年、出子二年等。秦变法前仍存戎俗,尚左。因而秦孝公六年,以卫鞅变法初见成效,拜他为左庶长,便意味着任命他为掌握军权的大臣。这是我的推断,书此备考。

[6]说见《尚书·尧典》郑玄注。清代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谓百姓有二义,或指百官, 或指小民。但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则两引《国语》证明郑玄注有古典依据。今从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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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嵩] 标签:商鞅 商鞅变法 公孙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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