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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重考商鞅变法

2011年01月17日 06:42
来源:新华网 作者:朱维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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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的多重谋虑

说到矛盾的历史陈述,不妨再引《商君列传》的续记。

秦孝公十五年,当公元前三四七年,卫鞅在秦执政七年了,“于是(孝公)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安邑,降之。”[13]

然而商鞅却迅速撤军,表明他这回出击魏国,眼光主要在内不在外。从军事上击败强邻,除了展现秦国已由变法转弱为强,更可鼓舞秦国民气,慑服人心,为下一步变法措施减少阻力。证明即破魏以后,他又出“奇计”,就是迁都。

秦人“始国”,被周平王封为诸侯,时当公元前七七0年。那时秦国已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农耕生活,于公元前八世纪末,在今陕西宝鸡东南的平阳,筑起都城,不过三十年,便迁都于雍,故址在今陕西凤翔东南。又过了近三百年,秦献公二年(前三八三),才将国都迁到今陕西富平东南方的栎阳。不想这座都城筑成仅三十二三年,秦孝公十二年(前三五0),商鞅又在渭水北岸的咸阳构筑新都。

迁都在任何时代都是大事,因为意味着一国的政权神权连同军政财政中心大搬家,单是新筑高城深池、宫殿府库、道路邸宅之类工程, 所耗人力物力财力便很巨大。秦国居雍已历十八君三百年,土木朽坏,水源积污。秦献公弃此旧都,东迁栎阳,也便于向东扩展,合乎情理。但移都栎阳不及二世,商鞅就得秦孝公首肯,在咸阳另筑新都,出于怎样的需要?

前揭《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攻破魏都安邑而撤军返秦之后,说:

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这里所述,与《秦本纪》有出入。后者仅说徙都咸阳,没说自雍徙之,又谓置大县四十一,却漏记禁民父子兄弟同居一室,唯纪年较详。综合看来,可知商鞅迁都,主要出于多重的政治考量。

秦孝公不是渴望及身“显名天下”吗?“都者国君所居”[14]。商鞅无疑要满足主公心愿,首先在新都起造宏伟的宫殿。宫外迎面便是巍峨相对的两座楼观,中间大道两旁有君主教令,所谓冀阙,又称象魏或魏阙[15],宫内又是格式齐整的堂寝正室。君主居此,岂不威名远扬!

李悝《法经》不是告诫需要改变旧染污俗吗?秦人与西戎杂居,显然还保留游牧生活那种全家男女老幼共居帐幕的积习,定居后父母兄弟妯娌同室寝处,难免出现聚麀乱伦。既迁都而建新居,商鞅下令禁止一家各对夫妇“同室内息”,应说促进文明教化。

用不着再说废“封建”而立郡县的历史意义。商鞅将小乡邑合并为大县,由国家直接派官治理,等于取消了宗室贵族对采邑的等级统治特权。因而以往贵族领地的边界“草莱”,就变成官府控制的空荒地,允许农民开垦,纳粮服役都交付国家,不仅使赋税有章可循,也减少了领主的中间盘剥。

还有统一度量衡,同样使农民工匠感到负担平均,减少因赋税不均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传世文物有商鞅量,又名商鞅方升,上刻秦孝公十八年(前三四四)铭文,证明它是商鞅迁都咸阳后铸造的标准容器。量上还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即秦帝国建立第一年(前二二一)的诏书,足证秦始皇统一度量衡,遵循的是一百二十余年前商鞅创设的制度。

所以,历史效应表明,商鞅迁都是有深谋的。他首先满足秦孝公对生前赢得霸主权威的欲望,当然意在借权变法。他接着借迁都迫使秦国宗室贵族脱离权力基地,乘后者在新都立足未稳,取缔他们“有土子民”的传统特权,当然还保证他们只要拥护新体制,仍可衣租食税。他同时企图借迁都使庶民营造新家的机会,改变底层社会的戎俗,但直到二千年后,陕甘宁贫民依然因饥寒而全家挤睡一室热炕,证明他们这一禁令很难实现。他所谓“开阡陌封疆”,固然使垦田和赋税的数字增加,但国富民穷适成反比,由一个半世纪后,强权较诸商鞅更有力的秦始皇甫死,被驱迫为国家服劳役的陈涉一伙农民,便扯起反旗,即可知商鞅急法的真正效应。

相关专题:重读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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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嵩] 标签:商鞅 商鞅变法 公孙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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