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边防前哨的海南，一支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活跃于乡村、林区和农场

这是老摄影家蔡自强1976年6月在海口中山横路拍下来的照片，巨幅的“海南区农村文艺宣传队”的旗帜十分惹眼。这一时期的群众文艺还带有浓厚的“文革”痕迹。夏日炎炎的海口街头，阳光照射下的人们在围观澄迈农村文艺宣传队的演出，远处还有人不断地涌来。蔡老先生当年就职于海南区文化局，解放初期就拿起相机记录海南的他，为演出中的这一幕留下永恒一瞬。

近日，蔡老翻看这张照片时，已记不清演出的具体内容，只记得是澄迈文艺宣传队参加海南区文化局调演的一个民兵题材节目。当时，临高农村文艺宣传队、儋州农村文艺宣传队也聚集海口，准备代表海南区到广州去演出。

宣传队活跃在各条战线上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南区农村文艺宣传队是一支活跃于广大乡村的文化娱乐宣传队伍。作为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海南区于1966年开始至1976年，在各市县、各公社(镇)及大队，相继建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简称宣传队)。各地小到生产队都有自己的文艺队伍，成为农村主要的泛政治化宣传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其主要的活动集中在革命故事会巡回演讲、农业学大寨专题业余文艺汇演、放幻灯片、戏曲和民歌调演等内容上。

海南是边防前哨，“加强防卫，巩固海南”是中央给海南的建岛方针，这一类题材的创作,占据海南当时文艺创作的一个方面。演出中,女演员占一半，这也是“文革”期间节目演出的一个特色: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民兵一样保家卫国。不爱红装爱武装是时代女青年的追求。身系精神带，手扛冲锋枪，“谁说女子不如男”――巾帼不让须眉是妇女翻身得解放的成果，画面中的女演员与男演员一样持枪呐喊，你不仔细辨认，还真不容易分辨出性别来。

值得回味的是，这样的业余演出也能吸引那么多观众奔走相告。大人戴着草帽站在外围，孩子们神情专注围坐里面，秩序井然;人们的神情与服饰一样，显得单纯、单一，微笑也是有节制的，是那一个特殊年代特有表情之一。

蔡老说，就是这样的一些文艺宣传队，不仅活跃在各市区，还到农村、工厂、部队，给农民、工人与解放军做专场演出，带来地方领导的问候;每逢元旦、春节、“八一”建军节前夕，都准备“精彩”的节目去周边市、县、公社、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搞好“军民团结”，深受欢迎。

深入林区和农场，知青是主力

当年以知青为主力的文艺宣传队，也活跃在海南各大林区和农场。由于海南知青大多来自广东各地，是那个年代特殊的有知识的群体，所以，知青组成的文艺宣传队在精神面貌上与地方文艺宣传队还是有些区别。

曾在吊罗山文艺宣传队当编导的石睛先生，对这段岁月满怀青春记忆。1975年1月6日，吊罗山文艺宣传队来到海口,被安排住在军区第一招待所。刚安顿好，便全体列队到会议厅参加座谈会，接受海南区革委会、海南军区、南航部队等党政军首长接见，领导们对吊罗山文艺宣传队赴海口演出表示热烈欢迎，场面之隆重，让知青们深受感动。

“7日黄昏，海口市忽然停电。我们在海口戏院画完妆，天就全黑了。经查询，整个晚上仍然停电。演出只好推迟到翌日晚上。卸妆后，我们在舞台上点起了十多只蜡烛，在当时这一全市最著名的演出场所,半摸黑地排练陌生的节目，这也是这次活动最难忘的一次经历。”石睛先生回忆道。

到了8日晚，观众坐满了大半个戏院。舞台上方大幅横额格外引人注目:“热烈欢迎吊罗山林业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业余文艺队回城汇报演出”，当天晚上总共有14个节目。次日在海口戏院演出的第二场依然受到欢迎。

石睛先生回忆说，从1月13日开始接连四天,宣传队分别在秀英海军水警区、南航部队、424海军医院和海口机场演出。每到一个单位演出，宣传队都派出知青代表在局领导的带领下，参加该单位的知青家长座谈会，汇报知青们在山区的工作和生活等情况。演出从1974年12月初至1975年1月中旬的一个多月时间，清一色的吊罗山业余文艺宣传队连续演出多场，可以说是吊罗山林业局有史以来文艺队出访最频繁、范围最广、时间最久的一次巡回表演活动，这一系列的文艺活动，在海南引起不小的震动。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节目具有浓厚的政治味道，文艺单纯为政治服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舞剧《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活报剧《孔老二碰壁记》等等，都不可避免地涂上那个时代的烙印。

文艺贫乏活动频繁

回望那个时代，那是文艺生活贫乏的时代，但同时又是一个农村文艺活动很频繁的时代。

记者在与原崖县(今三亚市)文艺宣传队编舞史文颜先生访谈时，他说，文艺的“贫乏”说的是在政治的文化的高压政策下，文艺生活内容单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策让文艺缺少人文性和思想性，一切都充满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而“频繁”则指的是，一方面，它的文艺活动形式看起来很多，普通人接触文艺活动的机会也多，群众文艺普及到农村、厂矿，让远离文艺中心的普通人能有机会接受文化的熏陶，尽管这种熏陶带有“左”的印记;另一方面，在极左的文艺下面，潜藏着相当广泛的文化渴求，这些渴求，通过各种潜在的活动形式得到了多种多样的表现，地方戏曲的创作，民歌的采风和挖掘，文艺家深入生活搞“三同”等等这些活动，都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进行的，这既是指令性的，也是纯粹的，没有介入商业的功利目的，这无意中为后来1980年代的文化繁荣贮备了能量。

可以说，文艺宣传队这样的历史产物，也锻炼了一批农村、厂矿、部队、机关等领域的文艺人才，为他们日后走上真正的文艺舞台做好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