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小学生日记引发大事件

时间：2006年09月22日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当“进步”与“反动”两股政治力量激烈较量之时，一些小人物也被裹挟进风口浪尖，即使小学生也不能幸免

★本刊记者/文晔

1974年，陷入文革中的中国，学校已经开始复课，好的转机开始了。

但与此同时，“四人帮”也在加紧抢班夺权。“进步”与“反动”两股力量进入激烈交锋的时刻。

黄帅：浑身发抖的小闯将

1974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12岁小学生黄帅批判“师道尊严”的“来信和日记摘抄”，12月28日，《人民日报》受姚文元指令头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赞扬黄帅是“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这下子，刚刚复课的学校又像开了锅，老师再次成了被打击对象，小学生们连夜写的大字报糊满墙，好好学习的孩子都被叫做“小绵羊”。短短几个月，仅北京地区打碎的学校玻璃就有20多万平方米。

但被捧红的黄帅，其实吓坏了。

当初，她在日记里给老师提意见，本想得到表扬，不想却被老师粗暴批评。后来她给报社写信，不过是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之间的师生矛盾，不想他们却要走了她的日记。一天，一辆吉普车，把她带到一男一女两个穿军装的人面前。他们围着她转了两圈，黄帅当时正生病，浑身发抖，男的回头对女的说:“不像个小闯将。”后来她才知道，他们是文革中的两位大红人迟群和谢静宜。

后来的日子，黄帅做过报告，老师帮她写过稿子，上过新闻简报，参加过国宴……凡是沾边的人都说黄帅是他们培养的“反潮流英雄”，有一些人还为此升了官。但在河南五七干校里的妈妈却心焦不已，一个12岁的孩子怎么会反潮流呢？

王亚卓：雪纷纷的1974

黄帅的来信被媒体抛出之后，很多人怀疑这个“典型”的真实性，北京内燃机厂的一位老工人给黄帅写信，要她“好好想想把你捧红的人都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拿小学生做文章？为什么借题发挥？”

“四人帮”为此抓狂，却不敢将此信发表搞批判。他们后来制造了“王亚卓事件”来泄愤。

王亚卓，是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三位知青，他们用这个名字一起给黄帅写过一封信。

1974年1月14日晚，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处报道员邢卓和兵团新闻干事王文尧、电影放映员恩亚立，一起聊起各自回家的见闻，聊到学校如何被砸了个乱七八糟，“革命小将”们如何往老师椅子上抹粪，王文尧的父母和姐姐都是教员，对此尤为激愤。

“我们跟她辩论，要不，她还以为自己多正确呢。”三个青年决定给黄帅写信，义愤填膺下，他们并没想到这其中还有什么政治斗争的玄机，在这个偏远地区的平静的夜晚，他们只想告诉黄帅，“你错了”。

不久，王亚卓们收到黄帅的亲笔回信，黄帅说“我年纪小，不成熟，很多问题不明白，想和你们继续讨论。”他们觉得她态度不错，还想给她继续写信。

然而，几天后的2月11日，邢卓突然在广播里听到了《黄帅致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你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多么相似!……”

这篇署名“黄帅”的公开信，因为太过深奥，黄帅本人几乎都读不下来。

这封信曾经过“四人帮”审阅。姚文元亲笔对《人民日报》批示道：“拟同意发表黄帅驳王亚卓的公开信，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即送洪文、春桥、江青同志审批。”江青批字：“我改了标题。建议版面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妥否，请酌。”

王亚卓们的厄运来了。工作组要求三人对自己的“反动观点”作深刻检查，还说，“《人民日报》给你们留着版面，随时欢迎你们反戈一击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但王亚卓始终不肯低头认错，写那份“反戈一击”的检查。他们被关、打、饿，分别被流放，直到1977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揭穿“王亚卓事件”冤案》的文章，才被平反。

人民日报：“捂盖子”和“揭盖子”

黄帅事件的真相大白，是在文革结束1年零8个月以后。1978年6月，《人民日报》登载《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文，将四人帮如何参与黄帅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

据《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回忆，文革后北京新闻界有两个名词:“捂盖子”“揭盖子”。前者是把文革中犯错误的人和他们干的坏事紧紧捂住，后者是把他们死死捂住的人、事揭开。

1978年7月，《人民日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署名杨西岩。这封题为《捂盖子的是谁》的来信说：“编辑部能不能也对小学生日记事件来一个调查，使我们这些蒙在鼓里的群众能明白底细，解开心头的疙瘩呢？”

李庄下决心发表这封信，同时也作好了下岗的打算。不出所料，上面批评马上来了，指责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严重错误，又说不出。

这叫人怎么检讨？以空洞对空洞。李庄回电话说，在编辑工作中考虑不周，犯了处理不当的错误，今后一定注意改正。出乎他们的预料，上面再也没有追究，糊里糊涂划了句号。这次似重实轻的批评迅速传遍京城。许多电话打到报社，“祝贺你们犯了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错误”。

信的作者杨西岩，原来是北京西城区党校的负责人。他明知这样做会惹怒某些领导，却在写完信后，在办公室里给大家念了一遍，署上真实姓名、联系地址，寄了出去。《人民日报》登载这封群众来信后，他被下放到了粉子胡同居委会。

当事人今昔

齐鸿儒老师——就是当年第一个被黄帅批的那个小学老师，当年批改黄帅日记时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现在已67岁，几年前从史家胡同小学退休。齐鸿儒说，“这么多年来，有关黄帅的事情，除非不得不说，否则我一概拒绝开口。毕竟已经过去了。”

当年在“认错”后，他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但在学生中因此有了“气葫芦”或“气糊涂”之称。不过，他此后不再教语文，而是改教数学和计算机了。

黄帅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她曾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看过齐鸿儒，师生们一起到颐和园划船玩了一整天。两人见面后，都没有再提及往事。

王文尧，在黄帅公开信发表的那天，他正在家中休假。收到团里加急电报后，即赶往内蒙，一到目的地就被工作组用专车拉到团里隔离起来。此后是长达一年多的批判、劳改生活。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王文尧以优异成绩进入内蒙古大学，就读中文系。4年后，又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北京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至今。他对往事讳莫如深，不但不见记者，甚至不见老战友。

恩亚立，在“王亚卓”事件发生后，相恋数年的女友因种种压力与其分手。

粉碎“四人帮”后，恩亚立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79年，恩亚立与后来的女友一同调回北京，恩在北京中国书店供职并任经理。其妻温良贤惠，家庭生活十分和美。

邢卓，是以“王亚卓”名义写文章的执笔人。他的妹妹和黄帅同岁，听说哥哥成了“反革命”，精神受了极大刺激，突然发病昏迷不醒，住院18天就死了。母亲原本有病，受了这个刺激不久也离开人世。

1976年邢卓办理“困退”回保定，在一所中学代课，现为保定专业作家。1991年，他以一部长篇小说《雪纷纷》讲述了荒唐岁月中那段撕人肺腑的故事。

（资料来源:《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历史资料库；《李庄回忆录》《雪纷纷》邢卓自述；《北京青年报》《天安门事件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