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帅被指“四人帮爪牙” 文革后差点不能上大学

已步入中年的黄帅时常牵挂着年事已高的父母。她每周都要回去看望父母。有时她还会把正在编辑的书稿随身带着，在父母那儿同二老呆上一两天。她常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父亲看。有时老人家太累了，黄帅就依偎在父亲身边，读给他听。父女俩边品味文章，边交流思想，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黄帅的“故事”发生在1973年底。那本来是小学生时代一件很平常的小事。

黄帅那年12岁，正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上学。班主任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语文课讲得极好。他让全班同学都认真写日记。要求有两点：一要写心里话，二不能有错别字。黄帅就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9月7日，她写了这么一篇日记：“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当黄帅把日记交给班主任时，情况出乎小黄帅的意外。老师看了这篇日记后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线”。

在无奈的情况下，黄帅就提笔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600字左右的信。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信寄出去后，《北京日报》要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公开发表。黄帅一听吓坏了。虽然她年纪小，但她也能判断出，这些东西登在报纸上，事情可就闹大了。她写信的唯一目的，是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好让她能安心上学。

谁知，1974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后，12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重要报道。于是，全国各地的报纸也都纷纷转载。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有的地方也树立了本地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一些学校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黄帅那年16岁，正上初三。她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行，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

谁知，欢庆胜利的气氛还没有完全散去，人们就对她投来了异样的目光。有人叫她“四人帮”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谣言四起。黄帅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遭欺负。正常的学习、生活、身心发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黄帅的父亲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后来，她爸爸又被逮捕，投入监狱，同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妈妈精神不支，加上严重贫血，黄帅经常看到妈妈昏倒在地。很长一段时间，16岁的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9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

1979年1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颁发的高中毕业证书。1979年，她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1979年9月5日，黄帅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但父亲的问题仍压在黄帅的心头。黄帅的父亲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假如没有“黄帅事件”，黄帅的父亲本可以像中国科学院的其他专家一样从容搞科研，过正常人的生活。而今父亲的处境是：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改造。黄帅总觉得对不住双亲，特别是父亲。

黄帅经过深思熟虑，决心为平反父亲的案子奔走呼号。1981年1月1日，黄帅大胆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没过多久，耀邦同志就对黄帅的信作了批示，请中纪委负责查办。1981年3月，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亲自找黄帅和她父亲谈话，并派出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的始末作了调查。同年，黄帅父亲得到平反。

1984年9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她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1993年3月，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1996年冬，她生了一个儿子，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做了两年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1998年12月，黄帅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工作，回到祖国。她带着对母校的深深怀恋来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王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