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4批驳：

阎教授在这里的阐述依然严格秉承了《明史》的叙述。不过，《明史》在这里的叙述很有问题，不知道阎教授发现没有，此处清朝史官的叙述中歪曲、篡改非常严重，足以用颠倒黑白来形容，而阎教授还是照单全收。

孙承宗和王在晋这段对白的原稿保存在《三朝辽事实录》里，编写《明史》的清朝史官也是参看《三朝辽事实录》的相关记载才写出来的，可是清朝史官对原稿的内容加以臆造、删改，完全改变了原稿的本意，所以才显得王在晋没有常识，从而衬托了孙承宗的形象，其根本目的也还是为抬高袁崇焕作铺垫。

《三朝辽事实录》是阎教授所熟悉的，而且还引用了多处，所以阎教授必然了解这份重要的文献，不过可惜的是阎教授可能是太迷信《明史》了，虽然一再强调学术严谨，可在这里就着实的马虎了一下，并不参看原文，而直接沿用了清朝御用文人的笔墨，结果出了大问题。

《明史孙承宗传》里那段对白被清朝史官改动了几个地方，所以看起来王在晋完全不知兵且缺乏基本常识，孙承宗几个常识性的问题就让他哑口无言了。下面我们用孙承宗的奏折原文来比对：

大学士孙承宗奏：“……臣时执偏见谓经臣议诚然，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北山南水既无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经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xv]

孙承宗的奏章和《明史孙承宗传》部分信息是一致的，但是关键部分却被清朝史官省略或篡改了，而且还有相当部分的臆造，在下文里我们将其归纳为三点来解析：

一、臆造：

由孙承宗的奏章原文可知，此次讨论孙、王二人谁都没有提及“四万新军”来守卫重城的事情，孙承宗没有问这样的问题，王在晋也没有那样的回答，这段所谓“四万新军”的讨论完全是清朝史官臆造的。

而清朝史官之所以要臆造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表现王在晋的糊涂，因为他连自己的兵有多少，该到哪儿去据守都搞不清楚。其实，清朝史官臆造这样的情形来指责王晋很没有技术含量，太容易被戳穿了。

首先，王在晋准确知道自己的部队有多少人。

辽东经略王在晋疏报：“清查兵据将领呈递，兵数共计六万六千五百一名，职知其数之非核也……汇算冒顶姓名及临点不到并老弱者，合之前后陆续删汰，共开除兵九千一百七十一名，实在兵五万七千三百三十名，此山海关之兵数也。”[xvi]

其次，王在晋不仅了解军队的数量，而且还明确提出自己要用多少军队来守卫山海关。

兵部尚书王在晋言：“天启二年，广宁攻陷。廷推经略，举臣以往……臣初议止用兵六万、马万匹，欲清旧辽饷以飬民”[xvii]

清朝史官臆造“四万”之说的第二个原因是悄悄的把“新军”安排进对话中，这个才是重点，因为“新兵”的作用是为后来“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作铺垫。

在这里清朝史官用了比较隐蔽的手法，他以王在晋回答：“否，当更设兵”来体现那四万据守重城的兵乃是“新兵”，他此番安排的目的是为他以后“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的说辞作准备，因为“新兵”遇大敌容易溃逃似乎是常理。

不过，依据孙承宗的奏章，这个“新兵”是清朝史官臆造的，又通过对比孙承宗奏章原文，不难发现这个“新兵”取代的是“边兵”：

“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

“边兵善走”和“新兵易溃”显然是两个概念，前者是经验，后者属常识，清朝史官通过偷换概念的手法将王在晋老道的军旅经验转变成缺乏常识，这笔也实在曲得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