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2批驳：

阎教授在这里的阐述中有两处错误，一处是因为他跟随了清朝史官的观点，不加思考就先入为主的认同王在晋没有远略，所以一上来就将王在晋要修八里铺重城的方略定义为消极防御。

其实，稍微查证一下相关史料，王在晋修八里铺重城的方略，与袁崇焕在当时提出要修筑宁远的建议，谁更为高明，谁是有悖常识，几乎是一目了然的。

修八里铺重城的真实原因是，王在晋发现山海关关城本身修得有问题，存在重大隐患，所以他才提出要修筑八里铺重城，这在“王在晋题关门形势疏”里有详细记载：

王在晋题关门形势疏：“……缭垣于山是为边墙，而峰峦更高于垣数仞，贼如凭高击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间中辟为关，乃欢喜岭蜿蜒绵邈，紧抱关门，岭高于城，张弧决拾，矢达城楼，登岭下瞷，一城尽在目中。若架大炮，楼堞何能遮蔽。高岭有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势兵者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山海一关不过通夷贡夷之道，严远戍之防有两河为保障，何夷虏之足忧。而今且以为冲边绝塞，此岂有形之天堑，成不拔之金汤者哉。臣与同事诸臣谋之，有欲筑敌楼，先居高山、高岭者。夫敌楼孤峙，能击远不能击近，倘为贼所乘，则益助其凭高博击，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iv]

意思就是说，王在晋到山海关以后，发现了一个重大隐患，那就是山海关外的峰峦高于山海关城墙，王在晋用“斗城如锅底之形”生动的描述了这一情况，他说关城外围的高岭好比铁锅的边沿，而关城就如同锅底。他认为山海关外这些高岭对关城有可乘之势，尤其以欢喜岭为甚。欢喜岭不仅“蜿蜒绵邈，紧抱关门”，而且还高于城墙，敌军若站在岭上，既能一览城中的情况，又能在其上将箭射入城墙，如果敌军架设大炮，城墙上的垛堞是无法抵挡的。由此可见，山海关关城本身存在重大的隐患。

针对这种情况，王在晋援引诸葛孔明所云“地势兵者之助也”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作战时没有谁不想借地利之优来取胜，若后金军占领了这些高岭，他们就具备了地利优势，明军反而没有依仗城墙的优势，也就是所谓：“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

接下来王在晋阐述了山海关的重要性以及排除隐患的必要性，他说以前这个隐患之所以并没有显得很要紧，乃是因为山海关原本只是关外的“夷”、“虏”与内地交往所需的一个通道，又加之前面辽西走廊上有两河阻隔，所以边防的压力并不大，但如今却大有不同，现在山海关已经成为了“冲边绝塞”，是内地与关外之间唯一的屏障，所以必须成为不可逾越的天堑，这个重大隐患更是不能不解决。

为了解决这个重大隐患，众人都出谋划策，其中有人提出修敌楼来占据这些高岭，不过王在晋指出，敌楼修筑在岭上很孤立，能攻击远而不能击近，很容易被敌军攻占，那样情况将更为严重，所以放弃了这个方案。

后来经过众人的商议决定，为了弥补山海关关城的这个重大缺陷，在其外围再重新修筑一道边墙形成“重城”，北连山脉，南至大海，约长三十里，将一片石、欢喜岭这些险要都包罗其中，重城修好以后，山海关关城才真正能成为雄关天险。

在了解了“八里铺重城”议修的来龙去脉以后，反观袁崇焕在当时提出要在200里外的宁远去筑城，就显得很有问题，哪有放弃主阵地重大隐患不解决，而花一两年时间到几百里外修外围阵地的道理？

当时山海关关城自身都有重大隐患，排除这个隐患才是当务之急，如果当时王在晋不弥补这个隐患，而将修筑重城的物资从山海关源源不断的搬运到几百里外，去修什么外围阵地那肯定是有背常识的。

袁崇焕的意见一经提出便遭到了众人的之反对，最后孙承宗与王象乾否决了这个提议：

大学士孙承宗奏：“臣以六月二十六日入关城……臣意欲会诸臣之意，而以筑八里者，筑宁远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万，当宁远之冲，与觉华相犄角。而寇窥城则岛上之兵傍出三岔，烧其浮桥而绕其后以横击之，即无事亦且驱西虏于二百里外，以渐远关城，更收二百里疆土于宇下。诸臣谓孤军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而工料不能远及。张应吾曰：大寇来未有能应者……此崇焕议而臣与督臣更议之，众亦谓然。”[v]

从孙承宗的奏章中可知，对于修筑宁远的计划，众人首先认为孤军到宁远很难自存；其次，众人觉得修筑所需要的材料搬运也成问题；再次，张应吾认为当时明军还不具备应付后金大举进攻的能力。

“诸臣谓孤军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而工料不能远及。张应吾曰：大寇来未有能应者。”

最后，孙承宗总结说，在当时修筑宁远是袁崇焕提出来的，但遭众人反对，他和蓟辽总督王象乾否决了这个意见。

“此崇焕议而臣与督臣更议之，众亦谓然。”

可见，当时众人都认为修筑宁远并不适宜，而阎教授却有非常“强悍”的表现，从他的行文来看，他是已经看到了王在晋为什么要修重城的原因，但他马上不由分说的就加以批评，却又不罗列任何理由，似乎在他看来《明史》的见解就如同真理一样，因为先前有“王在晋无远略”的评价，所以王在晋无论作什么都是错误的：

“五月，辽东经略王在晋提出山海关门守御方略。他认为关门形势是：山海关南为海，虏如舍骑乘舟，乘风破浪，瞬息可达；北为角山，设有逶迤边墙，峰峦高于墙垣，如敌人据高扼险，成凭高搏击之势，山海关便不能守；中为关城，欢喜岭紧抱关门，岭高于城，斗城如锅底，由上击下，则无守地。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再筑边城、兴修重城。”[vi]

阎教授在这里对王在晋的观点不加任何分析，只是简单践踏而过，很缺乏学者应有的阐述力度和分析深度，其观点好似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几乎达到了叫嚣的程度。所以，阎教授此处的阐述，给人的感觉是上下文连接非常突兀，且没有逻辑可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阎教授尽信《明史》而忽略其他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