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崇焕对职曰：‘我不惜命。’职应之曰：‘性命与封疆孰重。’制袁崇焕轻进”

接下来王在晋只不过以袁崇焕“四鼓夜行，无所畏惧”作为他不怕死的例证，但重点不是表扬他不怕死，而是为批评他有轻进的思想做铺垫，把“四鼓夜行”作为一个轻浮的典型例子。

“职令其往前屯安插辽民，四鼓入城，夜行于荆棘，蒙茸虎狼潜伏之地，职未尝不壮其气，而深虞其轻进也”

其实，认为袁崇焕不怕死且有些轻浮，并非只有王在晋一个人，孙承宗巡阅山海关时也对袁崇焕有了认识，对其的评价跟王在晋的观点比较类似。

大学士孙承宗奏：“臣以六月二十六日入关城……面袁监军崇焕辈，统湖兵分堞而列其上……而袁崇焕守觉华之议，气勃勃欲起……臣非谓袁崇焕辈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盖再三驳其议以尽其任事之心”【《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由上文可以看出，孙承宗也不否认袁崇焕有不怕死的气概，但他同时也表示不能因此就忽略了对袁崇焕轻浮作风的质疑，即“疑其喜事也”，所谓“喜事”就是好事、没事儿找事儿，好表现、易冲动等意思。基于袁崇焕“喜事”的作派，孙承宗用再三驳他提议的方式历练他，希望他有所改观。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王在晋并非赏识袁崇焕“不怕死”，所以袁崇焕因不怕死而受赏识被题为“宁前兵备佥事”的说法并不成立。《明史》里的这个谬误阎教授并没有发现，而其中第二个错误尤为有趣，因为阎教授所罗列的史料已经能发现这个错误，可他却因为以《明史》为蓝本而一叶障目了。

《明史》在这里的第二个谬误就是最后一句：

“在晋深倚重之，题为宁前兵备佥事”

根据《明熹宗实录》里记录，王在晋“题补”袁崇焕官职是在天启二年七月，不过“题补”的不是“宁前兵备佥事”，而是“监军道兵备副使”。

“辽东经略王在晋题补监军道兵备副使袁崇焕”[xii]

而阎教授的说辞是：

“王在晋更加信任、器重袁崇焕，于七月初题请任命他为宁前兵备佥事。”[xiii]

与《明史》相比，阎教授的阐述里多了一个“七月初”的信息，显然阎教授在这里是“学术”了一把，考证了一番。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四归档的就是天启二年七月的记录，所以阎教授考证出“七月”必然是要以“卷二十四”里的归档记录为依据，而要具体到七月初，就必须去查证相关记录前后的归档日期。

王在晋的这条“题补”之后的第一个归档日是“七月辛丑”，即七月七日，这就是说王在晋“题补”袁崇焕为“监军道兵备副使”应早于七月七日，那肯定是“七月初”了，而且除此以外，七月里并没有任何关于袁崇焕职位变动的其他记录。

“〇辽东经略王在晋题补监军道兵备副使袁崇焕。〇陕西巡抚吕兆熊劾……〇辛丑改太常寺少卿管国子监……”[xiv]

相信阎教授也是根据同样的“考证”办法确认“七月初”的，依据的也是这条归档记录，不过这条记录里赫然是“监军道兵备副使”，而不“宁前兵备佥事”。

看到这里我等草跟不得不感叹一下，一位一贯以“学术”自诩的学者，且已经研究了该历史人物二三十年，出了四部专著，相关文论、文章甚多，可他居然连这个历史人物的履历都要搞错，这实在太令人震惊了，这种学术风范、学术水平，到底能算几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