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落后于社会的需求时，如果不进行真实意义上的改革，那么就会酝酿革命。类似的历史教训，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希望那些真正为了民族前途着想的改革者牢记这个教训。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是不成熟，而是过于成熟了。中国目前主要的改革困境，在于改革的主导者官僚—精英阶层的利益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与民众基本相同变为尖锐对立，因此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民主化改革是群众热切盼望的，能够取得群众的支持，也是避免社会矛盾发展成暴力革命的唯一出路。

第二，必须严格区分开人民群众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区别，对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决不手软。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苏联要小得多，但并不是没有。疆独、藏独、台独、蒙独等势力在最近这些年有所发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民族分立主义只要找到合适的土壤，最终结局就是国家的分裂。近十五年以来，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相继解体。虽然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以和平离婚的形式分手的，但这只是一个特例，因为这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出奇地温顺，不崇尚暴力，甚至在遭遇法西斯入侵时也能做到和平容忍。而更多、更普遍的民族问题，则是以战争作为解决手段的。南斯拉夫解体后，整个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连年战祸不但使社会经济倒退了几十年，还剥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虽然戈尔巴乔夫以自己辞职作为代价换来了苏联的和平解体，但苏联解体前后，小规模的民族冲突战火连绵不断，也导致了几十万人丧生。

因此，极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是力图把国家引入分裂与内战的、十恶不赦的麻烦制造者。对于这些势力，只要其一出现，无论他们伪装成宗教团体、民主派、人权活动家、地方党政官员，还是伪装成别的什么面目，只要其从事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就必须坚决惩处，不容讨价还价，决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更不能姑息养奸，一旦发现苗头就立即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当然，防止国家分裂，仅仅靠压制也是不可取的。必须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树立公民权利高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给少数民族真正的平等权，不歧视少数民族，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逐渐消除民族差别，遏制主体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总体说来，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过去的成功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会避免失败，无论何时都要做到居安思危。

第三，要严密防范“左”和“右”两种破坏性势力，培养一支坚定的建设性多数力量。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从得到群众拥护的改革者迅速变为只能在“左”、右之间走平衡木，最终翻身落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培养出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作为改革的坚强后盾。由于苏共长期实行一党专政，苏共领导人的产生与苏联人民的真实意愿没有任何必然联系。苏共领导人的权力基础，来源于控制着国家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官僚—精英阶层。1957年，官僚—精英阶层在权力斗争中支持了赫鲁晓夫，使之挫败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的宫廷政变；而1964年，同样是官僚—精英集团则在另一场宫廷政变中废黜了赫鲁晓夫。官僚—精英集团之所以在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是由于他们已经厌恶了斯大林时代残酷的、动辄引来杀身之祸的政治游戏规则，渴望体制和地位的稳定，因此他们需要排除那些死抱着斯大林的粗腿不放的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们；而1964年官僚—精英集团之所以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则是因为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任期制改革与反对特权的政策侵犯了这些人的既得利益。

正是由于官僚—精英阶层左右了国家政治大权，因此，他们可以让勃列日涅夫在数次中风、患上严重老年痴呆症的情况下继续统治这个国家达六年之久。不过，与其说是勃列日涅夫统治官僚—精英阶层，不如说是官僚—精英阶层把半痴呆的勃列日涅夫玩于鼓掌之间。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后，官僚—精英阶层又让病入膏肓的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又让同样病入膏肓的契尔年科迈上权力顶峰……官僚—精英阶层之所以让这三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待在台上，是因为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因而保护他们既得利益的体制就可以维持下去。然而，当经济不断衰退并且接二连三地死掉总书记之后，一部分比较负责任官僚—精英阶层感觉到原有的体制继续运转下去必然会导致危机，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年富力强、能够带领国家摆脱危机的人物走向前台，唯一合适的人选就是受过高等教育、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但另一部分则想继续维持这个已经快转不动的政治体制，他们倾向于推选保守的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罗曼诺夫。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戈尔巴乔夫取得了胜利。从这个意义上看，戈尔巴乔夫也是这种体制的产物，没有官僚—精英阶层的支持，他就不可能当上总书记。

然而戈尔巴乔夫改革很快令官僚—精英阶层感到失望。急促的民主化和公开化使得官僚—精英阶层发生了急剧分化:上层官僚由于政绩不佳在选举中失掉了职位、特权，或者岌岌可危，他们自然成为“革新了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也就是保守派；另一部分官僚和社会精英（包括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则及时转向，要么把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取向（因为形成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体制中，官僚只是财富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官僚们虽然享有特权，但这种特权不是与某个人相联系的，而是与他的职位相联系的，某人叫克拉夫丘克还是叫叶利钦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必须拥有某个职位，什么样的职位对应什么样的待遇，假如他丢掉了职位，也就失掉了特权，因而对一部分官僚来说，尽快地把自己管理的国家财产转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也非常具有吸引力），要么把民主化作为他们向上爬的阶梯，因而他们急需打破妨碍他们得到权力的一切东西:共产党、社会主义，甚至联盟中央，因而他们自然成为激进民主派；地方的官僚—精英阶层则祭起民族分离主义大旗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法宝。

戈尔巴乔夫无疑意识到了官僚—精英阶层对自己的改革缺乏真正的支持，甚至越来越激烈地反对，因而他对保守派和激进民主派都予以打击。因此戈尔巴乔夫期待民主化引进人民群众参与，来支持他的改革。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在领导机关忙于具体事务的人，戈尔巴乔夫在两个地方没有真正了解群众:一是他没有预料到苏联的公民社会远远没有发育成熟，群众往往被野心家们煽动起来的情绪所左右，思辩能力较差，因而民主化极易导致街头政治和社会混乱；二是他没有预料到群众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早已丧失信仰，只是在苏联官方的刻意宣传之下才维持了表面的稳定；而革新了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群众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也没有为了捍卫这种不太清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群众希望变革，但并不清楚变革要付出什么代价。而1989年以后苏联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加上激进民主派蓄意制造混乱，分离主义活动猖獗，整个社会逐渐步入危机状态，因而群众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支持率和信任感也急剧下降，群众开始发生分化:少部分转为拒绝改革的保守立场，另一部分则被激进民主派的慷慨许诺所暂时迷惑。由于多数人不愿意再按原来的方式生活，相比之下激进民主派迅速摆脱危机的许诺更吸引人，因而他们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

1991年5月，苏联进行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意测验。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从该民意测验结果可见:当时支持改革，也就是主张走“更民主的社会主义”和“瑞典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群众是主流，合计占到被调查人口的59%；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声誉扫地。但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的意愿。在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中，76%的居民也是赞成保留的。但在苏联的官僚—精英阶层当中，只有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多达76.7%的人赞成资本主义。官僚—精英阶层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遗憾的是，官僚—精英阶层借助突发的“八一九事件”后形成的混乱局面，再次强奸了民意，主导了苏联历史的走势。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缺乏制度化的民主机制，造成了共产党脱离群众。对于共产党来说，取得政权之前的严酷斗争条件本身就会淘汰很多动机不纯、意志不坚定的成员，而革命胜利后，就必须依靠制度化的监督和群众的授权来进行淘汰，确保党组织的纯洁。但是，由于苏联共产党长期的一党专政并不遗余力地打击各种反对势力，导致任何精英要想生存下来，都不得不戴上共产党的面具。这严重妨碍了共产党组织和思想的纯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是靠不断地进行残忍的清洗和造神运动来维持党的“纯洁”的，毛泽东则是靠发动不断的政治运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但这种手段作用实在是有限，因为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残暴的清洗总是要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同时漏掉不少投机分子；同时，这种不得人心的残暴和欺骗方式注定要遭到人民群众和官僚—精英阶层的一致抵制而不能持久。“秩序”总要归于正常，“制度”终究要归于稳定。因此，在失去了淘汰机制的情况下，一党专政的共产党组织实质上变成了各种思想的大杂烩:有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毛派分子，有对社会主义有更深刻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有纯粹是捞取个人资本的野心家和投机分子，有没有什么主见、人云亦云的随大溜者，也有根本就不相信社会主义、但为了政治安全而不得不委曲求全的资本主义崇拜者，还有怀有朴素的共产主义信念的普通劳动者。共产党的这种复杂构成，决定了长期的一党专政之后，共产党内部的思想混乱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和民主国家的政党不同，对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分裂党”被定义为一个足以使其身败名裂的滔天罪行。因此，戈尔巴乔夫很清楚党迟早要分裂，既得利益保守派、激进民主派都会从共产党内分裂出去，但他始终不敢首先迈出这一步，徒劳地维持着党的虚假团结。而既得利益保守派、激进民主派留在党内，却造成了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和内斗不止，严重削弱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戈尔巴乔夫忙于互相调停党内斗争，在若干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暧昧，不敢得罪任何一方，不但没有起到团结党的作用，反而使得“左”、右两派都不满意，认为他首鼠两端、左右逢源。在此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众叛亲离，越来越成为孤家寡人。

因此，苏联改革失败给中国的改革者们提出了一个尖锐却不能不回避的问题:如何培养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使之既能坚定地支持改革，又能与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破坏性力量抗衡？如何始终使这种建设性力量保持旺盛斗志，应付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队伍分化？笔者认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改革的深入，执政党必然会发生分化。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苏联大同小异，苏联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在中国的执政党内仍然存在。虽然因中国的一些特性，表现方式略有不同。根据笔者观察，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持续了二十年，改革派已经发生了分化，因此在目前中国存在着四股大的势力。

第一种势力是“毛派”，拼命地想回到过去，否定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成就，想把中国拉回1978年以前的轨道。这种势力被称为“左”派，其上层人物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失意的政客。这些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没有什么市场的，因为那十年的改革是“柏累托累进”式，也就是社会全体阶层受益的改革。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精英驱动的改革逐渐体现了官僚—精英阶层与群众利益高度的不一致。官僚—精英阶层利用手中权力，制订明显有利于自己、剥夺中下层群众利益的游戏规则，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此时，恰逢一九八九年事件后“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得到官僚—精英阶层的支持，于是“左”派又活跃起来，利用人们善于遗忘的弱点，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在官僚—精英阶层异化了的改革中的受害者——贫苦农民和失业工人的支持，成为抵制改革的一股强大力量。

第二种势力则是“激进民主派”，也就是被称为右派的那些人。这股势力完全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成绩，主张全盘引进资本主义，完全倒向西方。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中和其后的一些年里，右派势力一部分流亡海外，留下来的则受到持续不断的沉重打击，目前已经处于蛰伏阶段。中国激进民主派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之后思想越来越僵化，特别是在苏联改革在苏联的激进民主派破坏下弄得一败涂地之后仍然不进行反思和革新，继续重复着已经破产了的那些激进民主理念，不但遭到官僚—精英阶层的打击，而且也遭到“左”派打击，却在中下层民众中得不到支持。但是这种力量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我相信一旦有适当的时机，蛰伏的激进民主派又会活跃起来。

第三种势力是“官僚—精英改革派”，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改革派队伍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分化。但九十年代以后，官僚—精英集团与中下层群众的开始逐渐走向利益尖锐对立局面，促成了原来统一的改革派的分化。官僚—精英利用手中权力，制订游戏规则，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极度不公正的基础上敛聚财富，损害了社会多数阶层的利益。很明显，“官僚—精英改革派”试图让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因此，“官僚—精英改革派”表现为在经济改革方面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制订，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右”；而在政治改革方面，顽固拒绝任何民主化和公开性尝试，和毛派一样“左”。由于官僚—精英集团手握各级政权，他们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派。这种力量，我们姑且称之为“右”派，因为他们的经济政策实在是“右”的不能再“右”了。

第四种势力则是“社会主义改革派”。社会主义改革派是真正的左派力量，是从八十年代的统一的改革派中分化出来的另一支。社会主义改革派尊重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成就，但也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挫折。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进行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改革，建立广泛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主张限制官僚—精英集团的权力；并认识到缺乏民主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人民群众的自主精神，因而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把民主话和公开性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之一来追求，但追求民主目标时力图避免社会动荡而让劳动人民受苦；社会主义改革派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缺乏竞争的弊端，因而主张自由竞争，但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的竞争是人性化、充满保障的竞争，是奥林匹克运动场的竞争，而不是古罗马斗兽场的竞争；社会主义改革派并不把私有制看作灵丹妙药，反对“私有化大跃进”，特别反对将存量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从根本上革新社会主义，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值得一提的是，自从迈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改革派力量逐渐浮出水面。笔者全盘支持社会主义改革派的观点，认为它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一支建设性力量，是真正的左派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