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下台后把他打发到卢旺达或者巴巴多斯去当大使，也许叶利钦从此就销声匿迹了。但是，戈尔巴乔夫这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继续让叶利钦在中央任职，而且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仍然是苏共中央委员、莫斯科市委委员，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在下台后，叶利钦在一切场合都痛陈苏共统治的腐败堕落、压制民主。是的，这些不是空话，这些都存在，再加上叶利钦被苏共中央清除，因而叶利钦获得了“人民代言人”的称号。作为体制外的破坏者，叶利钦不必承担苏共沉重的历史负担，为了争取权力不惜做出最不切实际的慷慨许诺，因而又赢得了“激进改革家”的称号。从此，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斗争贯穿以后的苏联改革，直到苏联解体。

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排挤出政治局以后，充分认识到自己已不可能在联盟中央层次挑战戈尔巴乔夫。在一半是良心、一半是野心的驱使下，叶利钦利用了戈尔巴乔夫自己提倡的“民主化、公开性”作为斗争武器，直接从群众那里获得支持。他利用当时苏联人民对苏共的失望，利用苏联社会发展中的困境，慷慨许诺，痛陈时弊，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救世主。他凭借充满不切实际的许诺竞选纲领和对苏共的尖锐指责，于1989的苏联首次真实意义上的苏维埃选举中获得89.4%的选票，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并担任最高苏维埃建设委员会主席，重新走上政治舞台。

从叶利钦的一贯表现来看，他是一个十足的野心家。在当选最高苏维埃建设委员会主席后，他根本就不关心工作，而是成天忙于竞选；他提出的各种口号、做出的各种许诺，完全脱离现实，如表示要在两三年之内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还清内债外债等；作为中央委员，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从来都不对中央的国内外政策发表反对意见，在选举中却对中央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有意见；他口口声声反对特权，但他自己却心安理得地享受住房、医疗的特权。〔19〕可惜，当时的苏联人民没有足够的理性思考能力识破这个政治骗子。

叶利钦就是靠着“激进改革”的幌子，挖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的墙角，在随后两年里获得一个个胜利，迈向了俄罗斯联邦的权力宝座。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利用俄罗斯民族主义泛滥的形势，提出要“给俄罗斯足够主权”的纲领，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中以535票赞成、502票反对，仅比法定票数多4票的结果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夺取了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权力。选举前戈尔巴乔夫曾采取说服代表的办法阻止叶利钦当选，但未奏效。叶利钦知道，只要有一个统一的联盟存在，只要有一个苏联总统存在，自己的就不会有货真价实的权力。因此，叶利钦对联盟的维持三心二意，阳奉阴违，支持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运动；并以俄罗斯联邦为根据地，逐步蚕食、架空中央权力。1991年6月12日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叶利钦击败了雷日科夫和戈尔巴乔夫提名的候选人巴卡京，成功地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支持率高达57%。叶利钦获得如此高的选票，说明了当时俄罗斯大部分选民已经被叶利钦的“激进改革”口号所迷惑。上台以后，叶利钦以自己是民选总统自居，公开与戈尔巴乔夫对抗，蚕食中央权力，颁布非党化命令，并时常以苏联总统的合法性让戈尔巴乔夫难堪（戈尔巴乔夫是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不是全民直接选举选出的）。

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家却非常笨拙。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机关内部的权术大师，其政治手腕是高明的；但作为他自己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下的新政治体系，他的政治手腕非常笨拙，在叶利钦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又不肯采取断然措施，致使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多年以后，当戈尔巴乔夫回首往事时，终于醒悟了这一点。他说:“因此，最关键的是不能失去人民的支持。这对我，对你们，都是一种教训或启示。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 〔20〕

七、大溃退:丢掉了东欧

二次大战后，苏联根据雅尔塔体制将东欧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即把苏联制度移植到东欧国家。然而，这种大国划定势力范围、近似帝国政策的做法，始终无法得到东欧国家人民的认同。二战结束几十年时间里，东欧总是出问题。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发生过不少政治动荡，均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心里蒙上一层阴影。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东欧国家“小步舞曲”式的改革努力均遭失败，普遍陷入经济困境，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例如匈牙利，1945年人均收入高于芬兰，但到1989年人均收入仅及芬兰的十分之一；东欧阵营中最富足的民主德国，与同一民族的联邦德国相比，生活水平差距也非常明显。

东欧国家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是波兰，居民中有97%的人口笃信天主教。四十年中，这个国家大约每隔八、九年就要发生一次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每次危机都导致原来的党政领导人下台。到八十年代初期，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导致严重政治危机，几乎致使苏军入侵。虽然雅鲁泽尔斯基为避免苏军入侵实行了军管，团结工会表面上被镇压下去，但实际力量十分强大，其会员竟然占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一，比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势力还大。

到了一九八九年，苏联改革逐渐陷入困境，加上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明显放松。这样，缺乏苏联支持的波兰政府不得不与势力强大的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商定进行选举。选举的结果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一票未得，团结工会则几乎囊括了一切选票，政权转移到团结工会手中。

波兰的巨变和苏联的暧昧态度引发了连锁反应。此后不到半年时间里，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纷纷发生和平演变，而罗马尼亚则是通过血腥的武装斗争完成这一进程的。其中，民主德国在一年之后就并入联邦德国。

短短时间内东欧国家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有些分析家认为提出了不少说法:西方和平演变论、经济未搞好论、新思维推波助澜论，等等。但是，这些原因只是东欧演变的外因，而根据唯物辩证法，外因只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次要原因，主要的、决定性的原因是内因。那么，什么是东欧国家演变的内因？就是这些国家走上苏联体制，并非本国人民自愿的选择，而是作为大国的苏联强加的，并且对任何离经叛道者进行无情打击。例如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开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试验时，遭到了苏联的入侵。苏联的强制是这些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保证。

东欧的迅速演变和随即产生的华约解体使苏联领导人目瞪口呆，但是鉴于阿富汗的教训，苏联领导人已经不可能再采取军事入侵的手法进行干涉，只好全面溃退。对于很多持帝国倾向的苏联人，特别是军方来说，这是一次耻辱的撤退。东欧的演变也反作用于苏联政治进程，此后不久，苏联就取消了宪法第六条规定的苏共领导地位条款，苏联正式进入多党制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