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在整顿经济过程中犯了一个致命大忌——开展反酗酒运动。酒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有这么一个俚语:“俄罗斯人可以没有老婆，但决不能没有伏特加。”俄罗斯人过度酗酒问题由来已久，甚至深深浸透到了俄罗斯文化之中。酒业的税收是苏联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占每年财政收入18%左右。勃列日涅夫时代因为需要资金进行军备竞赛，“不道德地”对酗酒问题不加任何节制，18年内酒精消费量上涨3倍。〔15〕酗酒引发的死亡率上升、人均寿命下降、犯罪、旷工、致伤致残、婴儿畸形等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到八十年代初，苏联每天都有几千万成年人酩酊大醉，仅首都莫斯科街头，每个冬天都要因为醉酒街头而冻死上百人。〔16〕戈尔巴乔夫开展反酗酒运动初衷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但采取行政手段对付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必然会导致群众不满、政府收入下降。戈尔巴乔夫知难而进，开展了雷厉风行的反酗酒运动，三年内不但使得苏联政府减少了上千亿卢布的收入，而且降低了戈尔巴乔夫的威信，老百姓给他送了一个“矿泉水书记”的绰号。由于反酗酒运动的失败和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的上千亿卢布经济损失，以及多年养成的官僚主义、拖拖拉拉的官场作风，不但使“加速发展战略”取得的一些成就化为乌有，也使得改革者立场发生转移，迅速转向政治领域。

三、外交:从全面对抗到全面妥协

前面提到过，里根上台后咄咄逼人的政策，已经使苏联力不从心，因此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把摆脱军备竞赛困扰作为主要大事，但此时尚是以对等裁军作为先决条件的。然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改变了这种对抗。一个核电站事故，就造成了几千人死伤（实际死伤更多），大片区域遭到污染，当地生态造成严重破坏至今也未完全恢复，那么全世界五万多枚核武器互相发射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答案只有一个:人类的灭亡。戈尔巴乔夫开始从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汲取了教训，迅速形成了“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开始主动采取措施进行裁军。

从人类发展的整体角度来讲，“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无疑是积极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特别是经济不景气、国力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支撑的苏联来说，“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等于在没有取得任何利益的情况下就自己解除武装。苏联军方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戈尔巴乔夫则抓住1987年西德青年鲁斯特驾机躲过苏军监控降落在红场这一令苏联国内舆论哗然、军方大大丢脸的事件，出奇迅速整治了军方，换上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从此军方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苏联加快了单方面、全面向西方妥协的步伐。

四、民族主义:不祥的蛋

和历届苏联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还认为苏联不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然而，戈尔巴乔夫实在是不走运，他正好遇到了二十世纪全球民族主义思潮剧烈泛滥的洪水。由于苏联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什么经验可遵循，故当时的苏共主要领导人对突然凸显的民族问题缺乏必要的准备，先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而等到局面失控，又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朝令夕改、顾此失彼。

民族主义势力借助“民主化”把自己首先打扮成民主派，并与俄罗斯内部的“民主派”彼此呼应。而苏共领导和苏联人民，显然没有分清楚人民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区别，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镇压。戈尔巴乔夫既然自己启动了“民主化”，就不想再成为“改革的扼杀者”，因此在地方分离问题上处处被动，试图靠“说服”“威胁”来压制野心家们对最高权力的渴望。而对于铁了心要靠分裂国家达到掌权目的、又有本族群众狂热支持的民族分裂分子来说，“说服”就是一种鼓励。此后，族际冲突、共和国与中央的法律大战、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遍地开花，不但加剧了局势的动荡，而且割断了各地经济联系，分散了领导人的注意力。最终，民族主义这颗“不祥的蛋”孵化出了怪兽，吞噬了苏联。

五、改革转向: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由于经济改革的出师不利，导致戈尔巴乔夫把改革主要目标转向了政治领域。他认识到官僚主义、长官意志等苏联体制的弊端对苏联发展的迟滞和破坏作用。1988年，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要根本改革政治体制”，通过“革命性改革塑造社会主义新形象”。〔17〕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倡导苏共一党制下的民主。公允地说，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认识有可圈可点之处，然而他采取的措施确实是令人不敢恭维的。

高明的政治家善于不但善于发现问题，而且善于解决问题。戈尔巴乔夫善于发现问题，却不善于解决问题，甚至制造新的问题。民主化、公开性、权力归苏维埃这些口号和认识本身都是正确的，但具体的实施，却要掂量掂量。如何使得社会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改革，如何把握住全局不使其失控，让社会的演变按照一个稳定的轨道进行，这是任何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所必备的素质。然而，戈尔巴乔夫显然不具备这些素质。

一个长期在高压严密控制下的社会肯定不会健康发展，但是解除桎梏却要讲究方法策略。因为长期的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往往被当作孩子看待，独裁者显然不希望人民具有独立思考分析能力，因此总会打击各种思想异端；并且灌输臣民意识，抑制公民社会的形成。在这种情形下，人民的自律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都难以获得较大发展。如果突然解除压力，人民反而无所适从，容易被各种极端主义的漂亮话所俘获。因此，我认为民主性、公开化非搞不可，但如同戈尔巴乔夫一样骤然放开，必然适得其反，引发政治狂热，从而为野心家粉墨登场提供舞台。

六、联盟大厦的爆破手:叶利钦现象

叶利钦原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州委书记，后调任苏联中央建设部部长，口碑不错。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相识，基本上是工作关系，但双方曾经发生过不愉快，叶利钦对此铭记在心。〔18〕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将叶利钦调任中央书记、后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后，很快显现出了其激进平民主义倾向，和群众一起排队购物、访问贫苦、抨击特权腐败、对干部进行大换班，提出“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因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叶利钦的激进主义矛头很快转向了苏共中央，特别是苏共第二号人物利加乔夫。1987年10月21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叶利钦猛烈地抨击了苏共中央改革进程缓慢，并点名批判了利加乔夫的工作作风，立即遭到了几乎全体中央委员的迎头痛击，不久就被解除了相关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