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忆“文化大革命”中的粟裕同志

粟裕同志是我军杰出的高级将领，在革命岁月，他为人民立下丰功伟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在粟裕同志直接领导下过来的，曾耳闻目睹他与林彪、“四人帮”斗争、保护老干部的情况。这里回忆几件极平凡的小事，从中可以看出粟裕同志的品德。

“对干部要有一个基本看法！”

一九六六年八月，粟裕同志因病在医院治疗，他带病出席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之前，“文化大革命”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动起来，来势异常迅猛。不过，军事科学院机关内部暂时还相时平静。全会以后，粟裕同志主持开了一次常委会，传达了中央全会的精神。大家心情十分沉重，预感到一阵暴风雨即将到来。粟裕同志分析和估计了机关的状况，考虑到社会上来势迅猛的浪潮，势必冲击机关，再三叮咛要严肃对待，妥善处理，决不可掉以轻心。会议之后，粟裕同志又专门对我说:“机关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人员来自各方；相互间不够了解；军衔从元帅到士兵，各级都有，悬殊比较大，难免有些隔阂。现在要顺势善诱，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果然，军事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机关内部的“造反派”；二是文化部系统各院校关于所谓“黑材料”的斗争。不几天，矛头对着两位院领导人的大字报接踵踵而来，调门愈来愈高，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三反分子”。我当时是院政治部主任兼院“文革办公室”主任，控制不住运动的发展，只好到医院向粟裕同志请示，最好以他的威望来坐镇。

粟裕同志默默地听我的汇报，叹了一口气说:“三反分子这顶帽子怎么能随便给人戴上呢？他们主持日常工作，很难避免会有缺点和差错。我了解他们，我和他们共事很久，对干部终归要有一个基本看法。根本谈不上三反的性质！”

过一天，粟裕同志抱病来到机关，先看大字报，然后接见所谓群众代表，场面非常紧张，接见从午后一直延续到晚间八、九点钟。最后，粟裕同志讲话。他说有意见提出来是好的，也欢迎对他个人提出批评，但要经过核实后才能确定问题性质，究竟是日常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结论过早是不适宜的。

当年，我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粟裕同志没有对我明讲，但在碰到一些难题时，却很犹豫，迟迟下不了决心。这同他在战争中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当机立断的大将风度和气魄，迥然不同。由此，也可以揣摸到他内心的忧虑是如何之深了。有一天，我送了一张广为流传的“百丑图”给他看，他紧锁双眉，略微看了一眼，气愤地说:“太过分了！看了使人难受！”他又说:“我们要慎重啊，一九五二年不是打了许多‘老虎’吗？有几个是真‘老虎’？”

当年十月，有人建议把作为“三反分子”的两位院领导人的一些所谓“问题”正式上报军委和中央。院党委处境非常困难。粟裕同志对我说，现在他们的问题都还没有核实清楚，怎么好轻率上报？！我们按照粟裕同志的指示执行了。因此也引起了一场使人极不偷快的风波。

十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粟裕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书面请示叶剑英同志几个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两位院领导人的材料是否上报军委、中央的问题。叶帅在这一条眉批了四个字:“缓报为妥”。粟裕即将叶帅的批示给我看并送其他常委传阅。我满以为问题可以圆满解决了。但是在这之前起草好的两个文件已送交党委，党委还是照例讨论了这两个文件。一位党委委员首先发难，几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齐声响应，对两个文件表示不满，认为只是客观地反映，没有党委的观点，矛头针对政治部和“文革办公室”，认为是在包庇两位院领导人。于是引起争论，不欢而散。粟裕同志没参加会议，会后听了汇报。晚间，我正在反复思索，电话铃响了。一听，正是粟裕同志亲切和蔼的声音:“我的工作没有做周到，使得你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左右为难了。”我听了十分感动。他说明天星期天不休息，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那位坚持上纲的党委委员却推故不到。粟裕叫秘书再三打电话，还是不到，不得已，亲自打电话，他才勉强来了。会议不免又是一番争论。不过结果还不错，决定文件再加工，暂不上报，要进一步核实。

这是粟裕在“文革”中保护干部的一个事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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