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离婚先赔一百万 中国人的跨国通婚恐惧史

一位林州的姑娘许倩恋上了一位斯里兰卡小伙古纳拉什纳，从此，拉开了一段跨越国界的爱恋，但因为语言、地域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最终姑娘决定放弃这段感情。

许倩向远在沙特阿拉伯的古纳拉什纳提出了离婚的请求，古纳拉什纳虽同意离婚，但要求许倩支付其100万的巨额费用。

这起案件虽由林州法院审理，但却给法官带来了不小难题，包括送达问题、语言问题等，法官从郑州委托了专业的翻译公司对传票、起诉书等内容翻译了英语、僧伽罗语两种版本，并于今年1月7日向古纳拉什纳在斯里兰卡的居住地和沙特阿拉伯的工作地进行了邮寄。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最终邮寄件被男方签收。

今年5月17日林州法院开庭审理该案件，许倩及其代理人参加了庭审，古纳拉什纳经过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经审理准予离婚。判决书下达后，法官再次对判决书等内容翻译了英语、僧伽罗语两种版本邮寄至斯里兰卡和沙特阿拉伯。目前该案判决书已生效。

法官在此提醒，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跨国婚姻日益增多，从表面看，跨国婚姻新潮浪漫，其背后，也有一定的风险和无奈。

国人一旦决定与外国人结成婚姻，一定要考虑在语言交流、文化差异、饮食习惯、子女教育等方面存在的差距。

说实话，离婚已经够惨了，还赔钱确实可怜

按理来说，这是人家夫妻的事情，外人是没有资格插嘴的。但是这条消息在国内堪称一石千层浪。人们对这对夫妻展开批判，除了严重物化女性的“资源说”之外，比较焦点的议论就是许倩为何要找外国人？国内的习俗和国外差别如此巨大，为何不选择国内？一时间将跨国婚姻说得一无是处。

的确，国人或多或少，对跨国通婚存在恐惧的心理，除了古代和亲故事中远嫁新娘的血泪故事所形成的民间偏见，深究起来，这和国人的跨区域通婚史有着密切的联系。

古代交流不便导致通婚往往局限于同乡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和民族以及地域牵扯到一起。

在人口流动被法律和交通等条件限制的古代，因为长期居住在一个地区的缘故，一个地区的人，即便民族相同，往往会发展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口音和文化，是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倾向于找同族同乡的人结婚。

汉学家杜赞奇对20世纪初河北良乡吴店村和栾城寺北柴村通婚圈的研究中指出，“从村庄距市场远近的资料来看，新娘所在村庄多散布于以市场为中心的方圆10里以内”，又说出嫁闺女的村庄坐落于婚娶的村庄的“联姻范围”之内，这一范围可能独立于集市圈之外，其辐射半径可能以一定时间内步行可到的距离为准，亦可以原有联姻范围为准。

婚姻走到尽头终究是可悲的

而除了地域限制之外，家族也是重要的因素。

婚姻自从在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从来不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它关联着与当事者勾连在一起的文化与社会关系。故而，社会空间所涉及的面较广，如种族、民族、阶级、血缘、文化、价值观念、经济等等，由此我们也可窥视到一个社会的诸多事故。如一些学者所言：“通婚圈是伴随着两性婚姻关系的缔结而形成的一个社会圈子，通婚圈形成的社会基础源于婚姻，是超个人和家庭的事情。婚姻的本质是文化的、社会性的制度，婚姻的缔结不是生理本能的驱使，而‘文化引诱的结果’，直接受到各种社会习俗、道德、规范和制度的影响和制约。”

历史上，在许多相对封闭的民族传统社会里，其通婚圈存在某种结构关系，人们的婚姻缔结遵循一定的约定俗成的规律，并对该社会秩序的运转、文化习俗的延传等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通婚圈是我们理解一个民间传统社会结构、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

不过，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任何社会结构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基于特定的理性需要，人的能动性会以其特有方式打破常规，使结构在动态中重新寻找新的平衡状态，通婚圈亦如此。

从此意义上来说，对村落社会的深入研究，其通婚圈是绕不开的关注点，从中我们既可了解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也可以在动态中认识其社会变迁的轨迹或样貌。

历史上居住于偏僻西南的侗族就极其厌恶远嫁

再以贵州的侗族中的车寨为例，“同寨优先婚”是车寨人择偶的重要标准之一。

当地民间俗语称：“好米不出缸，好女不出寨”，意思是说，“根骨”好、能干、长相出众、品行端正的姑娘，是不嫁到寨外的，否则会留下话柄，留在寨中的家人亦会受到寨中他人的非议。综观整个车江侗寨，传统的通婚范围大致都以当地村落为中心，大部分相距在20里之内，尤其是5～15公里之间为绝大多数，主要是相邻村落间，小部分在20～50公里以内，极少数在50公里之外。而车寨人则基本上在南北长约1公里多、东西宽约0.5公里的范围内嫁娶。

生长于斯的车寨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已将这种价值观念内化于自己的行为规范中。

即使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一些车寨人到了外地工作，也仍将寨内择偶作为首选。如1958年，当时国家急需建设人员，贵阳某些单位曾到榕江招工，当时车寨前后约有10名女子也被招收，她们中后来有6位又回到了车寨，并嫁给了寨中人。即使留在贵阳的4位，也都先后找了有工作单位的寨中人。在当地人看来，条件不差的女子外嫁是自降身份的一种表现，会落下“不好姑娘”的名声。

侗族村落

改开带来的冲击比任何时候都大

不过这一点，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而逐渐改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东南沿海地区的三资企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广东，榕江自古与广东有“一衣带水”的联系，历史上榕江出产的木材通过都柳江水运方式到达柳州、广州等地，然后转运到全国其他地区。而且，车寨侗族中还有来自广东梅州的记忆。这种历史的渊源关系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加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急剧增加，他们的安置成为村寨的一种压力，也成为当地政府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车寨许多青年男女纷纷南下广东，进入一些劳动密集型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

此后，又有一些青年人到了浙江、福建等省“打工”。侗寨的大量青年男女流向他乡异地，在改变侗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同时，其价值观念、通婚范围也因之而发生变化。许多人不再在家乡的通婚圈内寻找对象，而是选择在城市里和汉人们谈婚论嫁，其中包括跨县、跨市、跨省乃至跨国婚在内的各种远距离通婚模式不断出现。

与曾经保守侗寨的情况类似，随着许多现代因素的渗入，对于某些传统社区，与外界、他人的交流接触逐渐增加，差异渐渐缩小，因而不同民族间通婚愈加频繁。

侗族儿童们，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她们的婚姻显然不可能在回到旧的模式

纵观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两点。

第一，车寨侗族在改开之前，集聚在贵州，“人无三两银，地无三里平”，交通极为不便，因此显得非常地闭塞。在这个大环境下，同寨通婚的观念深入人心，哪怕是建国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真正冲击到这个观念。在因为交通等客观原因导致社群处于封闭而趋于保守的侗族车寨人看来，和知根知底的同乡人的婚姻，多多少少更靠谱一些。毕竟远嫁远娶所面临的问题都摆在那里，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正是趋利避险的人类本性。

第二，但是当人口流动一放开，人们走出自己那个小寨子，去已经开放的口岸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不到十年的功夫一切都改变了。比起相对偏远的侗寨，无论是物质还是信息，都是“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在择偶的范围扩大的前提下，虽说风险与机遇并存，但出于恋爱中的男女看到的幸福明显多过可能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脱离旧的，亲友环绕的环境下。

结语

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只找中国人通婚的时代，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到那个完全封闭过去。而婚姻的成功与否，更多地还是看每个当事人自己的眼光。

而作为新时代的人，我们也不可能再把女人当做货物一样，用财货去形容她们，她们的婚姻是她们自己做主的，外人没有资格对其说三道四。只不过交流是好事，像侗族一样和不同民族的人通婚也属于开放的象征之一。

只不过，广大女同胞还是请记得，跨越文化和民族的壁障是有危险的，需要有确实的保障，才能跨越，尽量让许倩女士的悲剧减少些。

责编：马钟鸰 PN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