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汉鼎：当我身处西北困境恩师贺麟这样谈马克思

2018-05-03 20:28:42 凤凰网历史洪汉鼎

马克思与我们师生两代的哲学研究

——写在马克思诞生200周年之际

马克思的伟大在于他开创了一个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业——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他奠定了这个伟大事业的全部理论基础，并推动了这个伟大事业的实践发展。恩格斯指出：“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我的老师贺麟教授后半生主要研究黑格尔哲学，我自己前半生可以说研究斯宾诺莎哲学。不论是黑格尔哲学，还是斯宾诺莎的哲学，都是马克思研究的对象，因而马克思主义与我老师的黑格尔研究和我自己的斯宾诺莎研究就有着某种深层的指导意义。这张照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拍摄的，现在老师已仙逝二十五年，而我已是耄耋老人。

贺麟教授早年留学于美国，本来在美国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但为深一层研究斯宾诺莎与黑格尔，他毅然转到德国。三十年代初回国在北大，以后在西南联大任教，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写出《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激励民族对敌斗志。以后又写下《文化与人生》，其中”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可以说是新一代儒家的代言人。解放后，贺师主要研究和翻译黑格尔，他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可以说我国哲学界最为人知和广为传播的一部重要哲学书。

贺先生曾说：“我在解放前是赞同‘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即是理’的唯心观点的，所以我是从新黑格尔主义观点来讲黑格尔，而且往往参证了程朱陆王的理学心学。当时我不懂得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根本对立，错误地把他们两人的辩证法看成是‘根本认识实相同，不过其所应用的范围稍异而已’”①，如同一把刀，老师用来解剖病人的脏腑以医内症，而学生则用来割疮去瘤以治外伤。

但是，当解放后，贺师研究哲学这一立足点发生了转变，贺说：“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我的研究介绍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即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阶段，但是还是做得很不够。”②大家知道贺师在八十岁高龄还入党。

为了用马克思思想来指导自己的黑格尔研究，贺师在五十年代翻译了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该书1955年出版）和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按照贺师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批判地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法。1981年贺先生在纪念康德黑格尔学术讨论会的开幕词中说：“我们纪念黑格尔，因为黑格尔是辩证法大师，马克思‘承认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尽管他正确地指出，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在黑格尔死后不久，当德国哲学界把黑格尔当作死狗对待的时候，马克思公开宣称他是黑格尔的学生。”③我想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恩格斯就曾经说过：“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④这里，恩格斯清楚说我们必须从本来的意义扬弃黑格尔哲学，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批判它的形式，而且也必须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在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还讲到黑格尔哲学由于体系的需要，不得不求救于一些强制性的结构，“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⑤

在八十年代，我经常陪贺师去中央党校讲黑格尔辩证法，这时贺师在党政干部面前经常用马克思哲学分析黑格尔，批判其辩证法的唯心性质，并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进行改造，以使我共产党人有更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贺师特别强调黑格尔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一面，在此方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辩证发展的。贺师特别注重在黑格尔这幢哲学大厦里去发现其中所具有的无数的珍宝，并让这些珍是在今天具有充分的价值。

说起贺师党校讲课，这里还有一个趣事.1987年我陪贺师去中央党校讲黑格尔,在讲完回来途中,贺师告诉我今天我们先不回社会科学院,去崇文门社科院招待所去看徐梵澄,大家知道徐梵澄是鲁迅的学生,解放前曾翻译大量尼采著作,大陆解放前他既不去台湾,也不愿留在大陆,竟然去印度,在一个寺院里过了三十多年,1978年他给贺师写信,想回大陆从事佛学研究,贺师找了社科院院长,最后安排在社科院宗教所.我们一进门,徐梵澄就问贺师从哪里来,贺师说刚在中央党校讲课,徐梵澄立即说,“贺先生你始终抓信党校不放”,这句话真是说中贺师治学的经世致用,在解放前,贺师去国民党党校讲黑格尔,他是用陆王心学解释黑格尔辩证法,以建立他的新的知行合一论,解放后,他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黑格尔辩证法,试图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发展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50年代后半期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贺师指导下从事斯宾诺莎阅读和翻译工作，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在极其不幸的情况研究斯宾诺莎。每当心情不安时，贺师每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教导我，至今还想起他当时写给我的一信。

1964年4月28日贺师亲自以整洁的蝇头小楷写给我一封信，信是寄到陕西省永寿县县委员会，贺师写信地址是北京东城干面胡同15号：

“汉鼎同学：三月中来信，早经读到，不胜欣慰。能够抓住政治第一，搞好岗位工作第一，又能对旧专业自修发展，实最好不过。信中暴露了一些环境决定论的不健康思想情绪，表示你平日学哲学于生活修养不很得力，望尽力加强政治学习，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自己命运，利用环境而不为环境所支配……你今后能以古典哲学为重点，深入系统钻研，很好。但须知德国古典哲学与生活实践关系密切，要能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钻研探究，才能收批判吸收之益。我年来健康尚佳，唯工作太忙。匆此问好。

贺麟，64，4，28”。

看来，贺老师已抓住我的思想问题症结所在。此时我的确对自己前途感到忧虑，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我没有把握好。人是主体，环境是客体，因此人主动，而环境被动。可是我把这关系颠倒了过来，似乎感到环境是主体，人是客体，环境主动，而人被动。贺师的提醒，利用环境而不为环境所支配，使我思想发生很大转变，我再不能面对环境就压缩自己，我要像费希特那样振作精神，不受非我的束缚，而以自我去战胜非我。费希特曾说过：“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向往绝对的、独立的自我活动的意向。再没有比单纯受他物摆布、为他物效劳，由他物支配的生活更使我难以忍受的了。我要成为某种为我自己，由我自主的东西。只要我知觉我自己，我就感觉到这一意向，这意向与我的自我意识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费希特：《人的使命》，第79页）。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我在陕西艰苦奋斗了十五年。（《客居忆往》）

1993年我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一书出版，按照贺师意见，此书原本书名《斯宾诺莎学述》，以继他编辑出版的那套《哲学家学述》丛书，如《黑格尔学述》，《康德学述》，但最后出版社仍定名为《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在此书中，我特别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斯宾诺莎哲学以“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认为斯宾诺莎并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路，而“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并把斯宾诺莎看做是近代哲学史上“辩证法的卓越代表”。在此书中我附了我以前在《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斯宾诺莎的‘一切规定就是否定’考释”，试图从斯宾诺莎对此命题的形而上学认识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接受的变革。哲学史研究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一是历史的真实性，其二是正确的前理解，光有前者，我们不能正确阐发原有命题的真正意义，只有后者，我们才能站得高看得远，这就是诠释学的伟大接受。

1983年作为德国洪堡基金资助我去德国两年，其间用德文写了一本《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SpinozaunddiedeutschePhilosophie,ScientiaVerlagAalen,1989），并在德国出版。其中有一章是讲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认识与接受，当时为了收集马克思关于斯宾诺莎的资料，我专程去特里尔大学，见到了马克思青年时期关于斯宾诺莎的笔记。特别是马克思的《〈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当时的思想，我引证了1858年马克思写给拉萨尔的信，在其中马克思回顾了自己1839-1842年间对伊壁鸠鲁的研究和斯宾诺莎的研究，指出了“斯宾诺莎的体系的实际的内部结构同他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谁知我这本书在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界发生影响。内田弘在其“马克思的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研究的问题像”一文（此文发表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3期，人尼出版社，2016年）中引用了我的书，说我把那封致拉萨尔的信作为重要文献引用，实属难能可贵。并说：“正如洪汉鼎所言，‘马克思的时代是要从僵死的形式中提取富有生机的思想的时代”，“马克思没有把斯宾诺莎当成思想贫瘠的古典作家，而是当成同盟者接受”，应该“对这个同盟者的反动的偏见毫不留情，将之拆解到水晶一样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