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俏彬：深化事业单位改革 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

2017年1月14日，首届凤凰政能亮高峰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开幕。本届论坛以“政策与机遇”为主题，将从政府、企业、学界等多方视角，探讨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提速等新形势下，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转型发展。

论坛由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指导，由凤凰网主办，凤凰评论承办。在“如何给新经济简政放权”的高峰对话环节，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提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教授冯俏彬。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教授冯俏彬在“如何给新经济简政放权”环节发言。

主持人：简政放权，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关注一段时间简政放权，又看到官员的揽政，就是一个周期性反复。你如何看待呢？我们这样一个简政放权，是长期性，但是，也是一个革命。我们就需要一个点。2017年会迎来什么呢？

冯俏彬：刚刚几位老师讲得挺好的。简政放权牵扯到多方面的影响因素。我们这个体制也是非常的复杂。如果没有记错，到目前为止，前前后后进行了六轮的简政放权。那么，现在仍在进行过程当中。

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里面也是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没有理顺。面对新经济的时候，有一些简政放权的思路可能没有转变到位。比如说，经常提的从管理到治理的问题。这个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后，作为一个大目标被提出来。面对新经济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停留在文件上面，就是体现在面对新经济行业，就是这些规则的制订上。

现在我们看一下，就特别清楚。前一段时间，比较热闹的网约车规则。和这个相似的，还有P2P，这些都是新经济，它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成长起来，里面很多的规则是新的。从业者这个过程当中遵循这个规则，但是，对于这个规则进行深层次的解析，然后，上升到行政法规，这个事没有完成。所以，很多学者看一下，大家现在面对新经济的时候，也是试图搞懂新经济这个基本规则是什么。那么，这个情况之下新经济一方面蓬勃发展，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在这个情况之下，政府出手监管的时候有一个规则的问题。那么，这个规则是套用过去的规则，还是秉持一种自理的态度？还需要相关从业者进行学习借鉴。在网约车、跨境电商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

主持人：刚刚说到其实简政放权是站在政府层面看待，政府的角度。其实新经济更多应该站在新经济的角度，给他们权利，给他们减负。我想问一下冯教授，我们虽然角度改变了，但是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角度改变了，关键点还是相同的那几个。那你觉得给新经济新的空间，哪些新空间是比较有可能快速突破的？

冯俏彬：刚才听了几位老师讲新经济简政放权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闪现出来前两天买的新书，心理学家武志红写的：《巨婴》。她是长期从事心理分析的专家，在长期的职业生涯当中总结出了中华民族或者国民性当中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巨婴。这个“巨婴”，指的是我们的思想是需要别人代我们作主的，这是我们国民性。

这个“巨婴”其实也对应着一个巨大的“父爱”。这两者是合为一体的，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现在谈监管体制创新，一方面看到这个“巨婴”在成长，尤其是经过了市场经济的洗礼以后，也许他还是“巨婴”，但是他还在长大，这个情况下，巨大的父爱主义需要适当往回收一点。

新经济大家讲得很好我特别受启发，有一个是政府放下身段。我们在新经济领域里面人家已经形成了什么规则，如果是共性的规则，各方参与者认可的规则，这些规则事实上就可以上升为国家层面管理规则。

我们研究过淘宝的治理规则，平台上有上千万的参与者，无论是购买方还是店方，有一些共同的规则，这些规则就是淘宝在长期高频的交易频率当中所形成的规则，这些规则的认同性高、适用性强，政府对这些新经济行业治理的时候，这些规则就可以上升到我们政府管理的规则上面来。

对于一些看不清楚的情形，我认为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像迟院长刚刚所说的我们负面清单。负面清单这个原则能否引入到这个里面来，设定几条绝对不能做的红线，但是这个红线之上可以发挥自主性，然后在高频互动交易当中逐渐形成。

我始终认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管理、治理的问题，在新经济领域看得特别清楚，就是治理就要落到实处，这个市场主体是成熟的，我们只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些确认，对它进行一些比较小的改造就可以了。这个事情我认为监管体制的创新不是说不能做，而是我们在监管方式以及监管理念上要真正落实治理两个字，你要看清楚我们市场已经成长起来了，它尽管还不能和走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成熟度相比，但是和我们过去相比这个事情是成熟了，尤其是新经济上面我们还是世界新经济发展的鳌头。

这些方面我们要珍惜这些资源，所以我们的父爱主义就需要向成长了的这些孩子们学习，要承认他们在面对新问题上面来讲可能比我们更有经验。

主持人：我们知道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同时该下定决心的时候还是必须得下定决心。

冯俏彬：我觉得政府改革同时还要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刚才也谈到减税问题。政府减税降费受制于政府支出规模的限制。我们研究来看政府的支出规模，除了政府自身的公务员身份体系之外，相当大部分是各式各类的事业单位，这些事业单位才是我们改革的主体。

事业单位主体是否都是政府附加责？比如说我们刚从东北回来，东北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大家都知道辽宁的经济困难，为了走出经济下行的泥潭，辽宁首先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另外一个就是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收回了一万多名事业单位的归置，政府减负了。减负了以后这部分的机构变为市场主体，一方面增强了市场主体，另外又增加了财政供养人民。所以通过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际上可以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据论坛发言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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