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人,不论电影,只论理,冯导说的大抵没错。
刚跟王思聪撕完的冯小刚,嘴又没闲着,他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有的干部为了求自保就宁左勿右、宁严勿松,这是最大的腐败,比贪污还厉害。
冯小刚不是就腐败论腐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背景是《我不是潘金莲》。这部电影改编自刘震云同名小说,讲述了农村妇女李雪莲上访告状的故事。因为电影触碰了上访、人代会等话题,有人觉得是前所未有的突破,也有人认为其手法鸡贼,批评不上市长。
两极化的电影口碑,都建立在对冯导尺度和分寸的揣摩上。以尺度和分寸论电影,与以尺度和分寸论行政体制,对应的是一部电影要自保,和一个官员要自保两大生存难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说起来后者更难。因为更难操作,所以才会有宁左勿右、宁严勿松的逻辑。
宁左勿右、宁严勿松的直接动力源,在于至上而下的考核机制,至上而下衍生出唯上不唯下的权力逻辑。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里,李雪莲在市政府门口静坐喊冤,恰逢省级领导要来视察,市长无计可施,只好让下属把她暂时弄走。指令传达到最下层的执行者,“把她暂时弄走”就变成了把李雪莲关进派出所。
在科层制的权力结构中,市长的指令逐级传导,层层加码,最终的扭曲在意料之中。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同样是上访者,杨天直就被截访身亡。截访者的粗暴,未必是上级直接指示的结果,但维稳压力一定经过了逐级的扩张,到基层变形,甚至沦为暴力。
最末端、基层的执行者,往往是压力的出口,他们被推向前台。所以,基层的拆迁、上访等风波中,常常能看到一种水火不容的矛盾,以至于出现贾敬龙这样的悲剧性案例。矛盾不在基层解决,往往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发生恶性冲突,一种是沿着行政层级往上一层层回溯,越级上访就成为底层热衷的选择。因为在更高一级的权力那里,宁左勿右、宁严勿松的压力还没经过逐级的强化,维权阻碍会更少。但冲突之解决,终究还是得回到矛盾的发生地,所以即便告到首长那里,李雪莲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处理民众诉求时的层层收紧,不只制造出高压锅,其危害还在于高压锅爆裂之后,会出现一种无人负责的局面。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里,法官认为自己只负责执行指令,市长表示自己是想把事情办好,每一层权力都觉得很无辜。只有受害者,却没有施害者。市长好心却只能办坏事,最终还是反噬了自身,蛇吃掉了自己的尾巴,这个圆形的逻辑闭环,李雪莲逃不掉,杨天直最终也没逃掉。不是初心出了问题,而是那双无形收紧的政绩之手。
以草木皆兵之势态对待日常维权,是以宁左勿右、宁严勿松为铁律的直接后果,兰州财经大学近日的发霉包子风波又是一例。与之相反的是九龙治水,尤其食品安全领域,没有以往维稳和信访考核的压力,没有一票否决机制,一方餐桌,几个部门反而都管不好。考核压力分散到各个部门、层级后,逐渐松散起来,草木皆兵变监管缺位,形成与上访对立的势态。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治理生态,其逻辑是一致的,关键取决于指挥棒是什么,以及对谁负责。
所以不论人,不论电影,只论理,冯导说的大抵没错。宁左勿右、宁严勿松当然是最大的腐败,它塑造出的那种压力型权力结构,往往不是松紧适度,而是一味从紧,对民间维权展示出不可商榷、不可对话的威严,甚至以超越法律的激进手段来治理。激进过头,法治即危,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太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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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抽检,遇上这不正常的活鱼集体下架情况,让“活鱼失踪”这事从悬疑剧变成了荒诞剧。水产品抽检是好的,严惩兽药残留超标也很有必要,可一个抽检引得市场“色变”,这里面就没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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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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