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药品回归到治病救人的最本质属性

药品是治病救人的工具,不能异化为谋利的工具,无论是生产环节、销售环节还是使用环节。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让药品回归到治病救人的最本质属性,而不能把它作为经济工具。

从生产、销售到使用,该如何控制药价

药品价格牵涉的是招标问题。第一,从我国现有的生产规定来看,招标只是药品采购的一种方式,不是唯一方式。临床用药量较大,能够形成充分竞争的,就要招标采购,文件术语叫做集中招标采购,就是以省为单位集中招标采购。而复合用药或抢救用药,是直接挂网采购,不是招标。还有一些低价药,本身药品利润就比较薄,生产企业不挣钱,它可能就不愿意生产,国家直接按日来给它定价,用一天我就给你多少钱,让它保证盈利的规模,鼓励其生产。

第二,招标的主要方向和目标,用12个字概括,就是质量优先,价格合理,供应及时。招标首先要保证质量,如果说药品质量不能得到保证,招标就失去了意义,首先要达到国家规定的GMP标准,价格要合理,但也未必最低。这个招标叫“双信封制”,每个企业在投标的时候,要报两个标,第一个是报质量,叫商务标,对质量什么情况有个专门的评判标准,质量标合格以后再进入下一个标,下一个标只看价格,谁的价格最低就可以中标。首先要保证质量,并不是说质量不行光凭价格就可以中标。

质量方面要视情况,如果企业报的多,比如有一百个企业报,有国内的,有外资的,就会分层,各个省普遍都是采取分层的方式。分层,制定不同的技术要求和控制标准,每一层有相应的要求,然后进入下一个环节。药品招完了以后,一定要保证药品的及时供应。如果说价格很低中标了,但又不愿意去供应,那招标同样也是流于形式。

另外,药品在中国的情况与国外不同,在中国,医院是重要的销售终端,药品销售占70%到80%,零售药店占的份额相对少,有些西方国家相反,零售药店是重要的药品销售终端。当然这种情况也是跟我们多种因素有关的,老百姓愿意相信医院,更愿意在医院购买药品,医生开具药品主要是在医院销售。这跟历史习惯、管控因素等方面都不无关系。

这几年我们在价格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一方面,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的供应链要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根据现行国家政策,到2017年所有公立医院都要进行综合改革,取消药品加成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

另一方面,我们要逐步推行一些好的措施,比如“两票制”。即从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从流动企业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减少不必要的中间流通环节,进而减少药品的虚高价格。两票制降低药品虚高费用效果明显,现在一些省在推这项工作,今年国务院医改任务安排当中,也明确要求有关地方要推行这个做法,推行完再总结经验,看看它的好处,也防范一些可能的不足。

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副司长姚建红

第三,规范药品的合理使用。不要让老百姓花冤枉钱,吃冤枉药。要用好的药,不一定用最贵的药,以解决老百姓的疾病问题为导向。最后归结于一点,我们所有的管控都为了实现一个目的,就是要回归到药品的本质属性,它是治病救人的工具,不能异化为谋利的工具,无论是生产环节、销售环节还是使用环节。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让药品回归到治病救人的最本质属性,而不能把它作为经济工具。这个对药厂其实也是件好事,因为整个体系好的话,会增加百姓用药的意图性,达到规范治疗的目的。

新体系对药品企业的影响是正面的。我们国家有5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有些研究者说企业太多,导致生产和盈利规模不大,形成不正当竞争。两票制让合法企业向规模化、大型化方向发展,鼓励把这些优质企业做大做强。两票制也缩减中间环节,药品到患者手上有三个环节——生产环节、两票制(流动环节)、进入医院后的使用环节。三个环节共同发力才能优化药品费用,提高研发水平,规范药品使用。两票制的重点是第二环节,但同时也要规范药品使用,提高我国药品生产能力。

地方经验是深化改革的源泉

最近福建省成立了医保办,原来人事部门的城乡居民医保管理职能,卫生部门的新农合和药品招标采购职能,商务厅的药品配送制度职能,民政厅的医疗救助功能,物价局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职能,都归到医保办行使。此做法能够更好地实现商业流动和联动,也毋须协调多个部门。36号文借鉴其经验,提出地方可设立医保基金管理中心试点,承担综合性治疗,要求今年年底前完成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工作,实现“六统一”,最终目的是更好地提高医保制度运行效率,也使得医保政策和医疗、医药职能相互协调。观察福建医保办运行一段时间后,我们可以再好好总结一下它的经验。

36号文总结了福建三明、江苏、福建、安徽和青海和其他地方的经验。各个地方做的很多实践和探索,那些成功的经验都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改革要有明确的认识,符合国家大政方针。如果不符合,可能就是瞎折腾,改革要吃透国家大政方针,在符合大政方针的前提下进行有效探索。

第二,改革要有可复制性。这个经验如果只在一时一地适用,搬到别的地方用不了,那只能是昙花一现,不具备可复制性。

第三,改革要有可操作性。太复杂的东西很少有人学得了。你讲的一百条有九十条我都可以用,就有可操作性。如果都是些很高深的理论,无法作通俗解释,就不具备可复制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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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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