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大诰》与朱皇帝的无奈

最近，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了一则消息，称自2014年以来，我国成立了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先后开展了“天网2015”、“天网2016”专项行动。截至2016年9月，已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210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363人，追赃79.94亿元；另外，还集中曝光了国际刑警组织已发布红色通缉令的100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也即我们俗称的“红通人员”，到目前为止这百人中已有35人落网。

这则消息说明我们海外追逃成绩不俗，也意味着贪腐分子即便逃到天涯海角，悬在他们头顶上的反腐利剑迟早也会落下。在这些数字的背后隐藏的是海外追逃工作的辛劳与艰辛。从一些法制节目为观众呈现的追逃案例的过程来看，从发现这些外逃涉案人员的藏身国、藏身地，到收集各种有效证据，经过复杂繁琐的程序，利用各种手段与其藏身国对接、沟通，真正是辗转迁延，枝节横生，跌宕起伏，其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让外逃人员回国归案受审，这样的力度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这也正彰显了我党反腐惩腐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有人会说，这些人既然已经跑到国外，其造成的损失许多已经无法弥补，更有一些外逃人员早将钱财挥霍一空，在外苦度时日，即便追回来判刑入狱，也还会浪费司法资源。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追逃过程固然花费不菲，但其对潜在贪腐分子的震慑作用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刑罚的功能不仅在于惩罚，还在于警示和震慑，而这些功能的发挥，一方面要靠刑罚之重，使其足以产生威慑力，另一方面还有赖于刑罚的必然性，即只要有犯罪就必定会被追究。两者相辅相成，而后者的作用则似乎更为根本和关键。

中国古代有“明主治吏不治民”之说，也即英明的君主只管治理官吏，而不去直接治理百姓，只要把官员管好了，百姓自然就好了，由此也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以法治吏传统，产生了从官吏的选拔、任用、职责到考核、升降、奖惩等一系列法律规范。由于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王朝政权的安危，所以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对那些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的官吏给予严厉打击，以免吏治败坏而招致改朝换代的厄运。在历史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以重典惩贪而声威远播，而他的《大诰》则是治吏的主要依据。

在中国法制史上，明《大诰》以其生动通俗的口语化语言、赤裸裸的明刑弼教思想、酷烈的律外用刑和重点整饬吏治而著称于世，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血腥气味，其刑罚的苛重可谓骇人听闻，而朱元璋为推行《大诰》所采取的一系列非常性措施，大多也是前无古人的。在《大诰》中，有朱元璋对臣下的“训诫”，也就是结合当时发生的具体事例，阐发儒家伦理学说，具有“以案说法”或“以案说理（伦理）”的特点。《大诰》中所采集的案例或具体事例，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人们去效仿，需要人们引以为戒。这些发生在当时的典型案件，相当于我们今天“永远在路上”之类的警示片，会对人产生很大的触动。然而即便朱元璋在惩贪时用刑至酷，官场风气却并未见根本好转，正像他所说的“治之虽严，而犯者自若”，贪官污吏“如蝇之趋朽腐”，“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宵昼不遑宁处”，大有“前腐后继，不绝如缕”之势。除了文官的贪腐之外，还有武臣们的狂妄放肆，从《大诰武臣序》中，能读出朱元璋很多的无奈和感叹。在明知可能获重刑的情况下，贪官污吏仍能“犯者自若”，皇帝都已经施以重刑仍不管用，可见一味地严刑峻法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惩治贪腐。

朱元璋的重刑反腐收效甚微，也让我们不得不考虑刑罚的警示作用，并不能单纯地依赖重刑。当不法行为发生时，一定会、必然会受到刑罚的惩罚才可能奏效，也就是说刑罚还有一个必然性的问题。我国古代思想家墨翟虽不“专治法学”，但他曾提到过赏罚用则天下治的必要条件，那就是善人必得赏，恶人必受罚；为善必得赏，为恶必受罚，只有赏罚必然，才能发挥法律劝善阻恶的作用。只进行“莫伸手”的劝导无济于事，只有真正做到“伸手必被捉”时，人们才会心存畏惧，有所收敛。所以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只是对国内的老虎苍蝇一起打还是不够的，只有将那些已经成功出逃的贪官不惜一切代价地绳之以法，让其无法“享用”赃款“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时，才会避免贪官们的侥幸心理，使那些手握权力者在“伸手”时有所顾忌。

无论是重刑惩贪还是惩罚的必然，都属于事后的追惩，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却已经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事前预防才是最重要的。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地方，也就最容易滋生腐败，所以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是解朱元璋之困局的治本之策，不过，这当属另外一个主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