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退出机制”落地走出第一步

中国科学院日前公布新的《中国科学院章程》修订版。此次修订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新增了院士放弃院士称号、劝其放弃院士称号、撤销其院士称号等新内容。

改革总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关于院士制度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随后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两院分别对章程进行了修改。此次公布的科学院章程修订版，体现了改革的总体要求，也是对公众最关注问题的一个回应。

建立院士退出机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本来，设立院士这个学术性的荣誉称号，对激励科研人员投身科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评价标准亦只能有一个，即学术标准。但在现实中，院士制度也存在较严重的功利化、行政化倾向。因此建立院士退出机制，舆论和科学界呼吁已久。

在此之前，两院院士几乎没有退出机制。据媒体统计，中国工程院建院至今，尚无一名院士被撤销院士称号，中国科学院历史上曾有两名院士被撤销称号。而院士荣誉很高、附着的利益很大，一些地方为招揽院士开出天价，给予所谓“副省级”待遇。因此，如果没有强制退出机制，几乎没有人会主动放弃这个称号。

一方面，有些存在劣迹或者明显违背科学道德的院士退不掉，另一方面，有个别院士因身体原因想辞去院士称号，却被所在单位否决，甚至年纪大了想退休都难。

习近平提出，院士制度要“真正守住学术性、荣誉性的本质”。对于推进院士制度改革、建立退出机制，科学界和公众都其实是有共识的，但真要改起来，阻力立即就来了。这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的羁绊。

如果没有明确要求，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自觉放弃院士的终身荣誉和优厚待遇；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人想退，那些拿院士当重要资源的地方和单位也未必愿意放。因此，让院士能进能退，关键要剥离附着在院士头衔上的重重利益，让院士回归学术荣誉的本质。

从院士制度改革整体要求提出，到退出机制在新修订的科学院章程中落地，已经三年过去了。其间经历的“烟草院士”劝而不退、高龄院士“想退退不了”等事件，都可以看出推进改革之迫切，也可以看出改革落实之难。

要把院士退出机制从纸面规定变成日常机制，不仅要有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还需要科学详细的制度设计。接受记者采访的两院院士都表示支持建立退出机制，但对具体操作中的一些问题非常关心，比如，哪些情况下可以劝退和撤销院士称号，谁有资格通过什么程序发起提议，经过什么程序达到什么条件才能生效，被劝退院士如何申诉，劝而不退如何强制执行等。在改革方向和原则明确之后，具体可操作的细则，往往成为决定改革成效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