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也因底层社会道德有问题

打击电信诈骗,需要法治之维,但以中国目前的乱象来看,仅仅靠法治是不够的,仍然需要价值观的引导与重塑。

徐玉玉案发生后,福建安溪,有关电信诈骗的灰暗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安溪电信诈骗屡禁不绝,多位受访人士认为,是一些人的价值观出现问题。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他们不以诈骗为耻,而“以骗不到钱为耻”。

在传统熟人社会,道德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条律,可是在“向钱看”的市场力量冲击下,抓住机会改变命运变得格外紧迫,底层赖以维系社会关系的道德受到极大冲击。

一旦乡村社会秩序松弛,社会成员流动加速,年轻人成为改变利益格局的重要力量,传统道德约束就变得脆弱不堪。因为在这个时候,新的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契约还没来得及植入进来,乡村社会处在传统道德流失与现代法则缺失的真空期,其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坍塌较之城市来得更快也更残酷,严重者表现为“笑贫不笑娼”,在安溪则表现为“以骗不到钱为耻”。

一个道德貌似坚固的群体,翻起脸来如此狰狞,并不难理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将这个道理说得再清楚不过。底层社会生存风险较之社会精英更大,在生存竞争面前,民众的道德最经不起考验,因为一旦竞争失败,他们就有可能跌于无底深渊,再难翻身。倘若有个别“能人”带头破坏道德获利,很快就形成羊群效应,导致道德大面积崩坏。这些年发生在食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毒食品问题,医疗卫生中的欺骗问题,即为典型例证。

打击电信诈骗,需要法治之维,但以中国目前的乱象来看,仅仅靠法治是不够的,仍然需要价值观的引导与重塑。一是要对其实施更多实质性救助,反哺底层,如果仍然对底层巧取豪夺,增加社会不公,底层就可能越过道德底线,给社会“下毒”、“下套”;另外就是重塑社会精英的道德标杆,让他们起到价值观引导作用,否则,我们无论如何哀叹底层之败坏,如何劝说底层要树立起道德之墙,功效都是甚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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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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