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论丨今天该以怎样的姿势纪念老舍

文丨凤凰网评论部

北京有两个著名的湖，一个叫积水潭，一个叫太平湖，这两个湖和两位著名的文化人有关，一位叫梁济，一位叫老舍。

1918年11月10日，梁济跳入积水潭，自杀前他问儿子梁漱溟的问题，成为一句著名的遗言，“这个世界会好吗”。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身太平湖，没有留下遗言，但在此前与巴金碰面时，老舍对巴金讲了一句话，“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今天是老舍逝世五十周年。老舍有没有问题，历史早已给出答案。

毋庸讳言，老舍之所以比他同时代的作家更具影响力，更为广泛地被怀念，更多地被讨论，是与他的离世方式有关的。

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时代不能够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甚至没法过上普通人的生活，最终选择一潭湖水作为生命的终结点——这桩事件巨大的悲剧性，至今仍在深深震撼着人们，并不由地继续追问，到底是怎么了？

老舍之死，是一个文人捍卫内心洁净的方式，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审判。老舍已经离开五十年，但那些曾殴打过他、羞辱过他的人，仍然有不少还活着，并无忏悔。

这是纪念老舍的意义之一。

当然，我们更愿意单纯从文学层面来纪念老舍。作为现代京味文学的开创者与奠基者，老舍写出了《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正红旗下》等长篇小说，写出了《茶馆》、《残雾》等数十部话剧、曲艺作品。因去世而错失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使得他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言人。

法国作家、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评价老舍说，说“我最喜欢他那种独特的伤怀之感”。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老舍作品中最具分量的，还是那些具有嘲讽与批判意识的人物与描写。

在描写风土人情方面，老舍是大家，但只有深入到他所塑造的底层人物内心，才能真正感受到老舍的悲悯与智慧。在大多数的作品里，老舍表现出与世界上所有优秀作家一致的步调：立足本土，守住底线，独立创作，拒绝妥协。

可是在今天，具有讽刺意义地是，尽管老舍仍然是语文教科书中作品入选最多的作家，但当谈论起老舍时，说得最多的已经不是他的作品，在时间长河逐渐湮没经典的时候，一位身心遍布伤痕的老舍形象却愈加清晰。

这就是我们不愿看到但却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相比于等身的著作，一顿毒打，以及决绝的一跳，更容易让一位作家被永世铭记。

一位作家，为芸芸众生立传，让小人物活灵活现地永远生存在文学作品里——若非出于悲悯，是没法写出那么多优秀文字的；一位作家，为曾经写下过一点儿违心的文字，内心倍感煎熬，在他喊出“打”和“该打”的字词时，内心的真实话语却是“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若非出于良知，他也不会选择“自杀”这种激烈的拒绝姿态。

纪念老舍，就是纪念一个心怀悲悯与良知的人。

悲悯与良知，是老舍那一代文化人物的共同特征，这两种质素，虽然多隐藏于内心，属于一种内在能量，但当它作用于社会时，却强大到足以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

老舍的自杀，不是那个时代的唯一悲剧，在一份长长的自杀名单上，还有傅雷、吴晗、叶以群、翦伯赞、赵慧深、严凤英、周瘦鹃等著名文化人物的名字。自此之后，悲悯潜伏，良知黯淡，文化脉络断裂，一度气息奄奄。

如果说梁济自杀是对道德沦丧的谴责，那么老舍的自杀则是对文化沦丧的抗争。

好在，寻求内心的悲悯与良知，愈是在一个现代的、追求进步的国家，愈会凝聚成巨大而又有声的需求。追回内心曾经拥有而又被抛弃过的品质的过程，本身就是渴望自由呼吸和坦荡生活的有力证明。

那些投湖自尽的文化人，或会觉得湖水能够涤荡罪恶、换来清白，今天人们纪念老舍，何尝不是出于这样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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