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贤的妻”不是定位一位逝者的合适标题

著名作家、戏剧家和翻译家杨绛女士，昨日以105岁高龄辞世，马上引来了媒体和许多网友的哀悼。朋友圈里，循例升起点点烛光。不管有没有读过她翻译的煌煌巨著《堂吉诃德》，以及她晚年真情流露的散文集《我们仨》，各种真假版本的“百岁老人语录”，都以心灵鸡汤的方式蔓延散播开来。我一位在公司上班的朋友，告诉我上班时间老板准假，让他去书店买了《围城》、《走到人生边上》等几本钱钟书杨绛伉俪的代表作。只要有哪位名人去世，老板的书架上就会多几本应景图书。

我看到网上最恶毒的一句话，是“你的问题在于读书不多，但给过世作家点的蜡烛太多”，这句话戏仿了老人生前说过的话。但我以为，不能对大众苛责过多，毕竟，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某些成见、以自己所处的时代，来感知世事的变化和历史可能的样貌，这一点，大概无人能自外于此。众人想象中，杨女士出生于晚清，一生大风大浪，肯定有许多人生感悟与见解。因此有伪托者编造出，“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这类话，说这是杨女士的人生感言，一时风行于朋友圈，也好理解。我敢打赌，这句话就算编排到其他去世的百岁老人身上，信的人也会为数不少。

但是，让普通人摆脱廉价的感动，接触到逝者更多的历史信息，却是媒体应负起的责任。因此，当我看到有媒体把杨绛誉为“最伟大的遗孀”，以“最贤的妻”为标题报道她的一生，有点坐不住了。我看过国外一些报纸上的名人讣闻，配偶的信息一般放在文末，为读者了解情况而做简要交代，把“钱钟书夫人”列作逝者头衔，这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公共生活的报道者，也是不合适的。翻遍当年钱钟书先生去世时的报道，无一例把“杨绛丈夫”列为逝者头衔。这就是舆论对于女知识分子的区别对待。

“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这是钱先生对妻子的褒扬，夫妻之间的私下评价，这很平常。但把前一句省略，只留下后一句，作为一位著名作家和学者一生的公共角色定位，实在是莫名其妙。而且，世人只知“最贤的妻”，却不见得知道这句话是在怎样的情形下说出来的，杨绛反过来又是如何评价钱钟书。抗战的八年，杨绛在小学教书，一边写剧本贴补家用，凭《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几部剧作饮誉上海，可以说，成名比夫君更早。用杨自己的话说，钱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当然，这句话带有几分玩笑性质。即便在那样困顿的岁月里，杨珍惜夫君的才华，主动揽下养家糊口的重担，才有了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谈艺录》《人兽鬼》，以及《围城》。世人偏爱杨绛晚年忆述家庭生活的文字，以才子佳人、红袖添香的刻板印象，来包裹杨绛的一生，忽略了她作为独立的个人，在事业上曾经的巨大成就，实在有失公允。

我觉得，从杨绛的去世，可以看出这个时代，对女性知识分子的想象之窄化、感受力之苍白、表述之贫乏。而今，像杨绛一样，以“先生”为称谓的一代名人，很多都去世了。如何避免以这样那样的标签，还原知识分子个人历史的原貌与复杂性，重塑社会对逝去公众人物的感受力，这都是需要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