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诉诸自身的暴力,越来越演变为“同归于尽”式的报复,说明绝望的情绪在加深,由情绪所激发的行动,伤害性也在扩大。
5月11日下午,郑州市惠济区薛岗村内,摆起了一个灵堂,村民们在祭奠一个叫范华培的人,并自发为他捐款。范华培今年36岁,他在一天前持刀杀了三个人,后被警方击毙。范华培的亲属在接受采访时称,范行凶的导火索为拆迁矛盾。
暴力行凶,天理难容。可当暴力的肇因与“抗拆”有关,村民甚至将行凶者封为“抗拆英雄”,说明这远非一个黑白鲜明的是非判断命题。
在这样的恶性事件中,人们正似乎失去理性而周全的解剖能力。但不管你持哪种判断,可能都无法轻易地置身事外。被范华培杀害的三人中,目前确定身份的,有一名是街道办副主任,一名是空调电工,这些人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是完全“与拆迁有关的人”。说范培华的暴力,已经隐含某种报复社会的动机,并非言过其实。在被击毙前,范华培还发了其人生最后一条朋友圈,“人已杀,不要再救。我已活不了。”词句间的绝望情绪,不难咀嚼。
绝望的衍生各有各的路径,但在拆迁语境下,却并无多少特例可言。目前媒体披露的有限信息显示,范培华所在的薛岗村,拆迁补偿标准与郑州市相关文件的要求,呈现出明显的“变动”。这导致范培华“理论”上获得的赔偿款可能连房屋的建造成本都不够;对比“先安置后拆迁”的国家规定,当地则索性连安置都没有。最终,断水断电这一一再被证明为强拆前兆的官方行动,令“钉子户”范培华,在那个下午的一场醉酒后,成为被“果断击毙”的暴力行凶者。
数年前,有媒体曾以“官不畏民死,奈何以死惧之”来劝慰那些在拆迁之下绝望到以身体维权的民众。而当诉诸自身的暴力,越来越演变为“同归于尽”式的报复,说明绝望的情绪在加深,由情绪所激发的行动,伤害性也在扩大。它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让社会警醒,在拆迁所带来的“问题”中,没有旁观者可言。
这个判断的第一个层面是,轻则“断水断电”、重则夺人性命的暴力拆迁,可能落到每一个人头上。第二个层面,则是因不公或不当拆迁所制造的情绪积怨,终究会让整个社会来消化与承担,并以无法预测的方式施加到看似无关者的身上。
一个人做出极端行为前,往往伴随着信仰体系的崩塌。但比信仰体系被击溃更危险的是,良性治理下本该出现的官民对话互动,越来越表现为直接对垒。人们越来越失去耐心,谈判不成,于官就是强拆,于民就是“抽刀向更弱者”;于是,在官方眼中无理取闹的范华培,在民众眼里成了悲情的“抗拆英雄”。死亡本身已经被轻视,人们争夺的只是死亡背后的意义。
在大多数时候,一旦地方权力垄断了最终的解释权,就像暴力发生前,他们垄断了拆迁规则的制定权,这样一种强弱悬殊的格局下,妥协或是一种犬儒式的智慧,但却不是所有人的选择。总有人会以一种危险的方式,来寻求错位的情绪排出和补给——江西宜黄事件中钟家人的选择是一种,郑州的范培华是另一种。
我们都曾期待,每一次暴力拆迁都成为负面镜鉴,但暴力往往只是引发了更多的积怨,更多的人被卷入积怨发泄的承担者之列,更多的社会情绪与行动,被推到了社会秩序的临界点。
不要问这个社会的暴戾从哪里来,不要问死亡为何变得如此轻贱。恒产者恒心的古训不被尊重,必定将更多的人推向危险的边界;权力失去约束,民众就会多一些无妄之灾。个案需要妥善处理,但若回避个案背后叠加的深层问题,死亡除了带来麻木,我们将别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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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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