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五四”，必先回到“五四”

今天是“五四”运动97周年纪念日。再过十二天，是《“五一六”通知》发布50周年的日子，这份文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五四”到“文革”是半个世纪，从“文革”到现在又是半个世纪，我们现在却仍生活在这两座“巨峰”的阴影之下。

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知识精英集体“告别革命”，“五四”的形象逐渐变得负面。在一些人眼里，“五四”成为激进主义的代表，“文革”被画在“五四”的延长线上。“文革”成了“五四”之花开出的极恶之果，有人为此找到证据，比如说五四“打倒孔家店”与文革“批林批孔”一脉相承。“割裂传统”是批判者给“五四”扣的一顶最重要的帽子。

然而如果秉持“知人论世”的原则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将“五四”与“文革”等价是不公允的。如果我们执迷于追寻终极原因，会发现出生是死亡的前奏，梦想要为失败负责。难道为了避免死亡与失败，我们应该拒绝出生和梦想？“五四”正是现代中国梦开始的地方。

资中筠先生提醒我们，“五四”运动是一批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无权无势，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认识，变革图强，因旧势力太强大而大声疾呼。而“文革”的批孔是从最高掌权者发动，群众完全是盲目的。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正如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世上也没有十全十美的运动。时过境迁，我们可以拿着放大镜去挑剔历史中人的每一根发丝。但如果因此忽略或嘲笑历史中的人的痛苦、迷惘、希望与挣扎，那绝不是读史的正确态度。

因为嫌五四“一棍子打倒传统”而一棍子打倒五四，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五四”已经成为我们新的传统。我们没有多少资格嘲笑“五四”人，是因为“五四”提出的种种目标至今也没有完全实现。

“五四”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现在我们又怎敢觍颜承认已做得足够好？就在这几天，青年魏则西之死将一家巨头企业、一串医院、一整套监管体系置于舆论烈火之上，人们悲哀地发现科学成了骗子的凶器，而骗子及其同伙盘根错节已长成整个社会的毒瘤。

面对传统与外部新世界，我们不必像“五四”时那样急切、偏激、生吞活剥，但“五四”的主题——“对传统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周策纵语）现在仍在进行。“五四”青年以创造合理的未来社会为己任，我们至今仍在为合理社会的基础原则进行争论。左右论战还在进行，“中化”、“西化”还未定一尊。

“五四”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爱国。正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利直接推动了学生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上街。有一种经典的观点认为，“五四”运动后期偏离了初期的方向，导致日后一系列灾祸的发生，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

今天我们已没有救亡的压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主权不太可能遭外部力量的侵犯。但“爱国”精神仍有讨论的必要。“爱国主义”在今天面临范式转换的压力，借用林毓生的话，“反思的爱国主义”要替代“本能的爱国主义”。

由近代民族屈辱引发的“本能的爱国主义”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五四”时倡导的“抵制日货”等爱国表达方式更是早已失去合理性。“反思的爱国主义”要求我们抛弃对外的敌对思维，重视良善治理的达成，尤其是法治的确立。如何更好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才是当今爱国主义的核心使命。

“五四”有缺陷不假，但我们若想要超越“五四”，必先带着同情心回到“五四”。这样我们才能更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任务清单。而“五四”最值得我们借鉴的精神，便是以独立思考代替教条，以理性说服代替强制，以自我行动代替被动忍受。如果说有些“五四传人”走到了“五四”的反面，今天更要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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