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风暴总要来

这次反腐风暴并非偶然。腐败程度日益增加，已经在挑战社会容忍度。腐败超出多数人的容忍范围时，就会威胁到政权稳固的基础。故此，执政者需要通过反腐进行民心保卫战。

一、腐败挑战社会容忍度

社会在长期演进中形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认识。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社会道德约束，它也决定了社会对腐败的接受与容忍程度。

社会道德观是建立在社会大多数人共识的基础之上。中国13亿人，农业人口数量庞大，这些无声的大多数，是执政者的政权基础，是中国道德价值的判断者，他们的道德观定义了社会的道德观。

通俗地说，商人的目标是“数钱”，政治家的目标是“数人”，即商人希望赚钱多，而政治家希望其支持者数量多。执政者清楚地知道其政权的稳固来自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在3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中国形成了两条分道扬镳的曲线，一条是被拉得很高的寻租利润曲线。这条高利润曲线所代表的寻租利润，由寻租的企业主和贪腐官员瓜分。一条是很低、代表温饱水平的生存曲线，这反映着大多数社会民众的生活水平。

资料统计显示，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涉案金额较小，一般为几千或者几万元，最多几十万元。但是，据《法制晚报》，自2000年以来有34名乡科级官员贪腐金额超过1000万，其中有9人涉腐过亿。2000年成克杰案涉及贿赂金额为4000余万元，2007年陈同海案涉案金额高达1.97亿元，2013年原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落马，仅家中搜出的现金就有上亿。这次反腐风暴中，落马基层官员贪腐过千万比比皆是，而高级官员贪腐过亿已经算不上新闻。最高收入群体与普通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高达百倍。

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仅仅为20167元。

高寻租利润线和低生存温饱线之间的差距不仅悬殊，而且随着腐败程度的攀升还在越拉越大。2005年，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2000多个城市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后断定，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的“灰色”部分达到4.8万亿元，但由于这些钱是政府官员或其他人通过非法途径所得，所以并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数据。2005年中国大陆居民的合法收入总和为9万亿元，也就是说一小部分人的灰色收入已经达到大陆居民收入总额的一半以上。

2014年，社科院法学院研究所发布《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对2001-2013年间的群体性事件进行了统计分析，据统计13年间百人以上群体性事件共有871起，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从2010年、2011年开始，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这两年群体性事件都在170件左右，2012年则飚升至200件。也就是说，每隔一天至少就会发生一次上百人的群体性事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单光鼐在《群体性事件背后的五大社会心态》中指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贫富差距扩大。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按照国际上对基尼系数的解释，基尼系数高于0.4，社会已处于“社会不安定”状态。其二是官员的贪腐以及不作为、乱作为。他指出，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张力来自贪腐和贫富悬殊，社会因此“紧绷”。对公权力缺乏有效的制度化约束、司法救济乏力、公民表达诉求渠道狭窄等都刺激了群体事件的增加。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认为，腐败不但可能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

二、发达国家的经验：经济起飞，反腐必行

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腐败被称为“全球性灰色瘟疫”。致力于反贪污腐败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发布全球清廉指数，其中美国多年以来一直是最清廉的20个国家之一，2015年排第18名。但历史上的美国也曾贪污横行，无法无天。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工业革命将原本以务农为主的美国快速地推入“镀金时代”。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产值迅速赶超英法德等欧洲强国，社会和个人财富急剧积累。但美国还没来得及建立完整的防治腐败的法律体系，由此进入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

反腐也随之到来。1883年1月，美国国会为此通过了《彭德尔顿联邦文官法》，明令文官不与执政党共进退，并禁止官员进行金钱收受。设立总统直辖的三人文官委员会，负责管理文官的考试以保证其公正性，防止买官卖官的舞弊现象发生。

1904年，改革派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国会演讲中义愤填膺地表示：“腐败是自由政府最大的敌人”，此后开始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反腐行为。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有句名言：“腐败史即改革史”，百年来，与各种贪腐事件的斗争最终成就了美国的今天。反腐对净化美国经济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仅是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都在经济起飞之后开始反腐。韩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政府通过扶持财阀来体现政策意图，稳定经济秩序。20世纪90年代，“财阀经济”催生腐败等弊端日益显露。1992年金泳三就任总统后，将消除腐败作为新政府的第一要务，反腐一直在持续。

在经济高速腾飞的时期，日本也曾经历过腐败案件多发、频发的阶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商业贿赂事件也常有发生。但是，日本致力于打击商业贿赂行为，完善司法制度，日本商业交易秩序明显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