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如何引起北洋政府重视：有外国人死亡自然是大事

各家报纸还刊登了各色专治鼠疫的“神效”药方。比如有用“麻黄、银花、甘草、连翘、雄黄、桑皮”的，有用“管仲、菖蒲、黑豆”的，有的干脆让吃“萝卜”，认为不仅能“防疫”，还能“治疫”，大有后世“非典”流行时板蓝根横行之势。以至于有留美医学博士在上海作防疫演讲时，痛斥这种“良方”，认为其“不惟无益、反能误事”。由此还上升到中国国民素质的批判，说中国人“不应怕者怕，应怕者不怕”，毫无基本的科学知识，连美国四岁小女孩都不如。无独有偶，在另一篇报道中，有人讽刺中医“一遇疑难杂症既杂药乱投”，以病人为“试验器械”，病人家属则又求助于“巫觋符箓”。病好了，人神争功，病没好，相互推诿。为此，作者用戏谑语气预测了几种将来可能出现的治疗鼠疫药品，包括治疗梅毒的“六零六”、“杀猫”、“符箓”和“疫神”，借此说明中国人缺乏“科学思想”。就连保守绅士刘大鹏，也知道面对鼠疫，“庸医不能治病，且能藉医牟

利，无钱即不往医，何尝有济世活人之念哉”。

不同地区民众的防疫意识也不同。南方地区稍好，鼠疫传至南京之时，“会场茶社，概为停止，往来人士均以两层细布夹以棉花蒙蔽鼻口”，连中小学也都纷纷停课。相比之下，北京出现鼠疫死时，娱乐场所仍然“游人甚多，拥挤不动”，戏场里“不但没有座位，几乎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山西疫区妓院更是藏污纳垢，为贪重利，隐瞒官府暗地收容鼠疫病人，一旦身亡即趁半夜将尸首扔到大街上，结果到底死了多少谁也不知道。丰镇民众甚至视防疫员如仇寇，时趁夜谋杀落单防疫员。愚昧程度，令人悲哀。

乡村局面则更为严重。平日不讲究卫生，病菌滋生，更易传染。一旦染病，受传统习俗约束，不仅家人近前照顾，而且出嫁的女儿也要回来照顾。死亡后又要大办丧事，左邻右舍均来帮忙，又不知隔离防护。结果一村一乡，相互传染，连来看病与办丧事的医生和阴阳先生也不能幸免，往往落得“阖门俱丧”的结果，以至于当时百姓根据邻家烟囱早上冒不冒烟来判断该户有没有死绝。到最后，许多村子居然找不出帮忙下葬的劳动力，只好雇佣乞丐。乞丐固然大发横财，但到头来也往往是横尸街头的结果。也有村子稍稍吸取了教训，派人手持木椽于村口把守，不许外人进入，强行进入则持椽击打。于是常有感染鼠疫者一打不起，因而鼠疫在山西又被称为“椽头子病”。

在鼠疫带来的死亡恐惧下，各地民众的精神状态也出现了激烈的变化，医疗手段的无能，使得民众转而求助于鬼神宗教。基督教会原本一直把大灾大疫作为传教的大好时机，但此次鼠疫中，西医对鼠疫也束手无策，反倒是收容进教堂的教民死者甚众，连带着西方传教士也死亡不少。以至于一度传出鼠疫是从教堂内蔓延传染的谣言，险些重蹈晚清教案的覆辙。但这并未打击教会的传教之心，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言论也冒了出来。如有基督教刊物称，发生瘟疫是由于世人“违主趋邪”而来，人力防疫是没有作用的，必须“真实悔改、求主施恩”，为此还举出《圣经》中的例子。

山西民众万般无奈之下，也开始四处求神拜佛、祈求保佑。太原晋祠民众“延僧诵经拉船以逐瘟，夜点路灯又放河灯，费钱四、五十缗”。没钱“诵经”的只好暗自检讨平日是否做过亏心事，“就连打死过一条蛇，捕捉过一只鼠也认为是造孽犯罪，得罪了疫神”，颇有中世纪教徒忏悔乞求上帝赦免之风。又某村有一寡居老太太，平日只有一大黄猫相伴。鼠疫大盛时，全村人几乎死绝，但其却未感染鼠疫。于是村民均认为此猫乃是神猫。由此一传十十传百，此村竟养成了养猫、爱猫、以猫为友的风俗。相比中世纪西欧屠猫导致黑死病盛行，该村人倒是歪打正着。

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有心无力的知识阶层，愚昧无知的乡间民众，共同构成了1918年山西鼠疫中奇形怪状的众生百像。这既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也构成了近代中国迈向现代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只是罢卷沉思，却分明还能看到当日的旧残余，至今还在若有若无影响着当代中国。

参考文献：

1、《申报》，1918年1月4日、13日、14日、15日报道。

2、《顺天时报》，1917年12月至1918年4月系列报道。

3、《政府公报》，1918年1月至4月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