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如何引起北洋政府重视：有外国人死亡自然是大事

具体防疫措施上，受越来越严峻的疫情传播形势影响，也变得越来越严厉，最初不过要求注意车站卫生，在列车上配备防疫员。到2月后，则趋于严厉。以京汉线为例，具体包括：1、大站设检验所，小站停止售票。2、需要设立检验所的站台应立即寻找场地，充作检验所，无检验所则不准列车停靠。3、凡是在特地车站上车的旅客，必须在检验所留验五日。4、如果检验所内旅客确认感染鼠疫，则同检验所旅客观察期延长到十日。5、撤销原来列车上的防疫员。

刚刚兼任山西省长的阎锡山却颇为矛盾。一方面，山西是大本营，害怕北洋势力借防疫为名趁机干涉山西内政，不符合其“保境”的“省策”。但另一方面，鼠疫蔓延开来又于自己利益有损，毕竟是乡梓之地，坐视不理不符合“安民”的“省策”。于是在召集省内文武大员召开特别会议后，阎锡山采取折中之策，自己成立了全省防疫局，局长由警务处处长兼任。又动用了军队充当防疫人员，承担检查旅客、清洁卫生的工作。为防止鼠疫蔓延至太原城内，又一度关闭城门、禁止出入，结果物价腾涨、百姓怨声载道。为节省经费，阎锡山还特地规定所有防疫人员为“兼差”，不再加薪，“阎老西”悭吝本性暴露无遗。

伍连德的失败

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这么多措施，那效果如何呢？第一个碰了钉子的就是伍连德。

当年作为钦差大臣前往东北主持防疫事务时，伍连德得到了摄政王载沣与东三省总督锡良的支持，地方官员也颇为开明。但北洋政府的权威显然不如清政府，山西民风也远比东北顽固，不要说焚毁尸体以杜绝传染源，就连最基本的焚毁染病者房屋衣物也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一名美国医生工作心切，不顾中国国情擅自解剖了一名死者遗体、观察病变的器官。结果在有心人带领下，怒火中烧的地方百姓放火焚烧伍连德的防疫公所，伍连德也几乎被杀。局势凶险，大有义和团再兴之势，连地方官也在一边幸灾乐祸、庇护凶徒。伍连德颇感委屈，向报界诉说“竭力尽心防救时疫而反受暴徒所侵”。无奈之下，伍连德只好以“心病”为由被迫辞职。

1911年4月，清政府赏给伍连德医科进士、陆军蓝翎顶戴、二等双龙勋章。

北洋政府只求鼠疫不要传入京津地区，其余地区无意也无力处置，因而试图通过断绝铁路交通线的方式阻止鼠疫传播。而断绝铁路交通的方式虽然表面上阻止了人员向京津流动，却迫使更多的旅客从乡村过境，乡村本来就是防疫薄弱环节，于是疫情顿时如脱缰野马、传遍山西各地。京汉、京绥等主要铁路干线虽然制定了严密的防疫措施，但实际操作却是困难重重。比如用来隔离疑似感染者的检验所，原本建议在车站周边租赁空闲旅馆房屋，但花费太大，无力实行。后又有人建议在车站边修建若干房子，平时承租出去，一旦有事立刻收归己用。但这样所需时间费用巨大，远水解不了近渴。又比如限制列车运营，结果给普通民众尤其是商人运货造成了很大不便，货品积压如山，商会集体呈文北洋政府，要求取消这一规定。而在实行过程中，列车员为增添外快，对未经检验擅自上车的旅客进行敲诈，令其加价购票，否则即送检疫所拘留。种种有效措施，反倒成为一纸空文。

地方官府为何一再阻挠防疫工作？英国报纸《字林西报》记者透露出了其中的奥秘，该报记者在防疫重镇丰镇采访时，尽管发现许多鼠疫患者，但绥远都统坚称并无此事。即使是记者拿出了化验证据也置之不理。原因无他，因为“每日征收羊毛税项五百元之款由其手中经过也”，一旦确认鼠疫断绝交通，这笔收入自然化为乌有了。直到北洋政府确认发生鼠疫后，才假模假样也成立了防疫局。该防疫局布置起“防疫工作”来尤为积极，常去辖区内饭馆妓院“检查”防疫工作，趁机敲诈勒索，充作“防疫经费”。种种手段，令人咋舌。

哀叹之余，就有报纸调侃，建议政府“借疫筹款”。比如设置一种“通行税”，只要纳税，无论何人即可通行无阻，无需检疫。若因防疫需要焚毁感染尸体房屋的，亦可以纳税若干而免。这样不仅能避免办理防疫的官绅吏役借此询情索贿，还能“化私为公”，为国家增添一笔收入，解决国家财政困难。此说意在讽刺当政官员“专图自己搂钱，不顾人民生死”，倒是颇中时弊。

正是由于北洋政府反应迟缓、措施不当，才使得这场鼠疫蔓延到大江南北。而地方官员又麻木不仁、只顾捞钱，直到1918年4月，各地鼠疫才陆续平息。而此时，已经造成了16000余人死亡。尽管这数字尚不及欧战一场战役的伤亡，却暴露了北洋政府危机管控能力严重不足，完全丧失权威。为此，防疫重心由上到下，转而由各地民众自行其是，因而手段也是五花八门，令人啼笑皆非。

荒谬的舆论

各家报纸在此次鼠疫事件中可以说是出力颇多，不仅派遣记者赶赴疫区收集第一线情报，也积极为民众普及各种防疫知识，从传播历史到致病原因到发病状况再到无药可医等特性，都做了详细科普。谈及防疫方法时，则是各家有各家的妙招。大体上可以分为靠谱和不靠谱方面。靠谱方面比如有“灭鼠”、“清洁”、“体部之防护”、“预防液之接种”等等万金油措施。在不靠谱方面，则有各家报纸趁机大作广告，专卖各色“防疫药水”。日本方面靠着推销“鼠疫血清”大赚了一笔，仍然在《顺天时报》大打“仁丹”广告，声称“时疫氛瘴不要恐怖”,只要“服用仁丹，身心自强健，疫菌却争先躲避”。日本商家尚只敢含含糊糊称为“时疫”，打打“擦边球”。相比之下，《申报》上刊登的广告则大胆得多，广东某医生公然鼓吹“鼠疫无忧”，因为其早已“特制一种神功清众水，专为治鼠疫核疫”。香港鼠疫流行时曾经于某医院试用，结果不仅“全院之患疫者一扫而光”，而且“自后时疫亦断”。然而此类药品效果到底如何，相信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