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肖钢，中国股市能否牛巿有余

传言已久的中国证监会主席换人，终于在今天（2月20日）上午尘埃落定。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农行原董事长刘士余出任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中国证监会主席，原来担任这两个职务的肖钢同时卸任。

1992年底建立的中国证监会，到目前已经有8任主席。每一位主席的卸任，总是充满了激烈的争议，这是由他们所从事的这一职务与百姓财产的增减直接相关这一特性所决定的。中国股市20多年的发展史上，大部分时间处于熊市，因此他们几乎都身背骂名而离场，这在刚刚交出这一职务的肖钢身上表现得尤为尖锐。

去年上半年在“改革牛”的鼓噪下，一轮充满泡沫的牛市之后，换来的是一场充满危机的崩盘，国家为此不得不展开救市行动。但救市未能获得预期的成功，相反暴露出证监会内部的腐败和混乱问题：主席助理张育军、副主席姚刚先后落马，其问题尚在调查之中；今年初推出的熔断机制，造成股市的剧烈震荡，不得不匆匆取消，证监会颜面扫地。

对于最近这半年多来一系列的失误和问题，肖钢作为证监会的一把手，自然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市场投资者要求其下课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但是，证监会主席换人，充其量只是满足了市场上的一种情绪发泄，却难以改变中国股市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

中国股市有其特殊之处，市场的发展受到行政之手的高度支配，被用来作为国家经济调控的一个工具来使用，中国证监会除了承担监管任务以外，更承担了发展市场的重任。这种双重任务使它经常处于“左手搏右手”的状态。发展是硬指标，监管反而是软任务，在很多时间里，常常是发展盖过了监管，市场监管要向发展让路。

这种状态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市场的分裂。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用短短20多年时间就站到了国际市场的前列，而各种欺诈发行、市场操纵、内幕交易行为则越来越猖獗，市场成为违规投机者的乐园，广大中小投资者则成为一拨又一拨的牺牲品。这样的市场，满足了国家在不同阶段提出的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帮助国有企业脱困、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等目标，却成为摧残中小投资者财富的一个炼狱。

市场的分裂，源于证监会在权力定位上的分裂。证监会在1992年建立的时候，与其同时建立的还有一个国务院证券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担任主任。这个机构适应了当时新股发行额度制的需要，主要的职能就是制订股票发行计划，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分配发行额度。1997年，额度制逐渐改为审批制，国务院解散证券委，并部分职能移交给了证监会，证监会从此身兼二任，并延续至今。长期实施的IPO审批制，形成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中国股市甚至经济为此付出的代价无可估量。

顾名思义，证监会作为一个行使市场监管职能的权力机构，它的职能应该是单一的——保证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以此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达到了这个目标，市场也就能健康发展。但是，在市场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推动新股发行的目标之下，证监会常处于角色错乱之中，甚至为了推动新股发行顺利展开，还会过度关注股市行情。

在去年上半年的大牛市中，肖钢就曾经鼓吹过“市场不差钱”、“改革牛成立”的说法，但这与其证监会主席的身份是不相称的。他之所以会情不自禁地这样说，关键就在于他不是一个纯粹的证监会主席，而是一个政府官员，必须服从经济调控的中心目标。股市长期低迷，新股难以发行，政府的预期目标完不成，证监会就要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证监会只能将工作重心放在推动市场发展上。

平心而论，肖钢履任证监会主席后，对于市场上的各种违法违规案件，打击力度明显增强。比如，按照《证券法》的规定，对违规案件的当事人可按非法所得罚款1—5倍，在他之前，罚款额通常在1倍，而肖钢任上，首次做到了顶格5倍罚款，这也使去年一年证监会开出的罚款金额超过了以往20多年的总和。但尽管如此，由于证监会的机制未有根本变化，重拳治理的效果未能彰显出来。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证监会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机制缺陷，在肖钢任上获得重大推进的IPO注册制，本是使证监会彻底放弃权力审批，一心一意做好监管工作的一个契机，但目前的种种信息表明，注册制改革落地后，IPO公司仍然必须在证监会过关。或许这是在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尚不健全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它无疑会使改革走样。

对于证监会来说，它需要的是独立的市场监管权力，在行使监管权力的时候，不必考虑对新股发行的影响，不必看股市行情的脸色，它必须是一个铁面无私、铁腕有力的执法机构。如果证监会的这种机制未有转换，换一个证监会主席，对中国股市的改变不会太大；新任的证监会主席，也同样难以摆脱在火山口上炙烤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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