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赦免制度特点：王朝强盛时赦免少而赦例严格

重典治乱世

明朝推行“重典治乱世”的原则，对于官民的犯罪行为，特别是危害封建统治的犯罪行为都予以严厉打击。因此明代的皇帝很少实行赦免，大约是平均5年多才来一次大赦。

“重典治乱世”的法制原则是朱元璋定下来的。为什么他选择用重典治国呢？一方面，他在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时认识到，由于统治者的“宽纵”导致纲纪废弛、“不修法度”，这是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明初的社会内外交困。蒙古残余势力在北方骚扰，倭寇在南方沿海作恶，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为了争权夺利，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同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也非常多，甚至达到了“前仆后继”的地步，正如朱元璋所言，“弃市之人的尸体还没挪走呢，要被杀头的人又来了”。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朱元璋决心重典治乱世。

朱元璋出身于社会底层，对官吏贪赃枉法、欺压平民十分痛恨，他也担心功臣宿将们在自己死后欺负孤儿寡母，夺走朱家江山，为此，其重典多用来对付官吏和权贵。但空前的高压和极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相反会招致人们的反对，所以明朝也保留了赦免制度。据《明史》载，因郭桓案遭牵连而被处死的达到数万人，民间稍微有点资财的人家都因此而破败了。一时间民怨沸腾，不得已，朱元璋于同年八月下诏大赦天下。其后的胡惟庸、蓝玉两案也辗转牵连了不少人，朱元璋又特地下诏大赦。 

赦免四特征

到了清朝，大赦越来越少，平均14年多才会大赦一次。而且清朝一般采取的大赦是打了折扣的，不是把罪犯的罪行全部赦免，而是给予普遍的减刑，清朝赦免制度有四个特征：

其一，赦免的有关条例更加完备。《清史稿》载：清代“历朝登极、升袝(将前一位皇帝和皇后的牌位摆进太庙)、册立皇后、皇上五旬以上万寿(五十岁以上生日)、皇太后六旬以上万寿(六十岁以上生日)及武功克捷之类”，照例都会有大赦。

其二，赦免的末世特征更强。从形式上看，嘉庆、道光年间的赦宥制度似乎宽减、释免的范围愈来愈广，实际执行的刑罚愈来愈轻，但如果结合清政府颁布的限制条款进行综合考察，就会看清嘉道时期赦宥制度的真面目。因嘉庆时期阶级反抗、民族反抗异常激烈，道光时期内外交困，矛盾重重，两朝都须集中力量对付危害君主专制的政治犯罪，故不能不通过赦宥一般刑事犯罪，来掩饰法律镇压。

其三，赦免名目有所减少。由于清朝恰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并不十分稳定，所以清朝的赦免相对较少，赦免的种类和名目也相对较少。

其四，赦免因循守旧。地主阶级在掌握政权数千年之后，早已腐朽不堪。清朝的统治集团在政治、思想等各方面都极其保守，就连清朝的赦免也表现出奇特的因循守旧的特性。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廷下诏施行赦免，而赦免的理由竟然是：乾隆十一年、嘉庆十一年、咸丰十一年、同治十一年都曾经施行过赦免，所以现在“谨循成宪”(恭敬地遵循已有的法令)而施行赦免。这未免有些可笑。赦免，在清末已经失去其原有的意义，成为例行公事的走过场、搞形式了。

总之，综观我国古代赦免制度的源流和发展，呈现几个特点：王朝强盛时赦免少而且赦例严格，国政混乱时赦免多而过于宽和；赦免条件随意，尽管法律、诏令等对赦免的种类、程序、方法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但实践中总有损益、删减，并不是严格按照律令执行；赦免形式复杂多样；赦免程序庄重复杂；罕有赦免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