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毛泽东巧用“毛被斯大林软禁”谣传施压斯大林

斯大林的意思已经很清楚：继续维持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可以在实际上对现行条约进行修改，但不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毛泽东没有当场反驳斯大林的意见，只是婉转地表示：“中国在讨论条约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怎样有利于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就应当怎样做。这个问题应当进一步考虑。”实际上，毛泽东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中苏两国领导人在第一次会谈中，都表明了各自的立场。

毛泽东：我决定在别墅里睡大觉

毛泽东自12月16日与斯大林会谈无果之后，直到1950年元旦，实际上是被晾在别墅里。在这两个星期里，虽然莫洛托夫等人礼节性地拜访过毛泽东；斯大林70寿辰庆典活动，毛泽东也被安排在显要的位置，但这些都是一般的礼仪活动。12月24日，斯大林按毛泽东的建议，举行正式会晤，但是斯大林却大谈越南、日本和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形势。毛泽东再次提出签订中苏条约问题，并建议：为了签订条约，应当把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斯大林故意转换话题说：把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是不恰当的，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叫嚷整个中国政府到莫斯科来了。实际上是斯大林不愿谈中苏签约问题。会晤持续了4个小时，还是没有结果。

24日会晤之后，斯大林又避而不见毛泽东了。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这种态度，自然十分生气。毛泽东有意说：“我决定什么也不干，在别墅里睡大觉。”斯大林派科瓦廖夫和费德林邀请毛泽东到苏联各地去参观，毛泽东也不客气地予以拒绝，说：“我在这儿(指莫斯科)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斯大林虽然没有会见毛泽东，却时刻关注着毛泽东的反应和表现。斯大林通过科瓦廖夫和费德林，以及其它渠道(米高扬和赫鲁晓夫都谈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有监听装置)，了解毛泽东的一举一动。1950年元旦，毛泽东对前来拜访的罗申、维辛斯基表示，希望和斯大林讨论“实质性问题”。毛泽东还说，他打算1月底离开莫斯科，并向罗申、维辛斯基透露：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英国和其它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采取明显的步骤。

斯大林态度有了转变

毛泽东向罗申透露这一消息，也是一种微妙的外交策略。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说过：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毛泽东选择在这个时候向苏联传递这一消息，显然是向斯大林施加压力，因为西方某些媒体已“传闻”，“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斯大林显然也不安起来。

中苏双方一致同意：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来澄清事实。1950年1月1日，科瓦廖夫将答记者问的文本交给毛泽东。文本虽然是“草稿”，但已有斯大林的签名。1月2日，《真理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其内容中包括有毛泽东此行的重要目的在于处理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同意签发答记者问，说明斯大林在签订新中苏条约问题上，态度有了转变。

1月2日晚，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拜访毛泽东，主动询问对签订中苏条约问题的意见及旅程安排。毛泽东提出三个方案：一、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二、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却把这个问题拖下来；三、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立即表示同意第一方案。为了敲定苏方的意见，毛泽东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肯定地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20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僵局打破了，中苏谈判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机。毛泽东的精神也好起来。

斯大林在谈判中作了让步

周恩来率庞大的代表团，于1月9日从北京启程，成员包括李富春等17名各部门领导人。1月20日，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当晚，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即聚集在毛泽东下榻的别墅，商讨与苏方会谈事宜。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正式会谈于1950年1月22日举行。参加会谈的苏方人员，除斯大林外，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和翻译费德林；中方人员除毛泽东外，还有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和翻译师哲。

在简短相互问候以后，会谈即进入实质性问题交换意见。

斯大林说，需要讨论的问题有两类：第一类问题涉及中苏现在各项协定；第二类问题涉及满洲、新疆等现实问题——“我想，最好不从现实问题谈起，而是先讨论已有的协定。我们认为，这些协定必须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经考虑，可以把它们保留下去。已有的协定，包括条约在内，必须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的原则。既然战争结束了，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变了。那么，现存的条约就落后于时代了。”

毛泽东说：“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已经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发动新的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