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奋斗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大家都认为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有优越性，认为人才向上的流动因此有了通道。在西方学术圈，人们往往认为，如果以地位升迁为标志的向上社会流动，不被先天的出身遏制和阻拦，而是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品质，那么一个社会就存在有利于和谐发展的能人制。问题是，把个人的卓越能力看作是博取地位和财富的手段，是否在道德上无懈可击？

真正成规模和普遍的社会流动是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社会学学者注重研究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时期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动，而且他们一般会在价值观上肯定富有流动性和奉行能人制的社会。当然，他们也注意到，社会流动从来都包括向下的、让人们陷入更加贫困和卑微状况的变化，而且脱离贫困并不是单纯依靠个人能力就可以轻易达成的一个目标。没有批判性地颂扬能人制和个人奋斗，容易导致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让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观点悄悄由“后门”进入。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这两位美国作家都曾经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前者因此改变了他早年热心呼吁社会公平的立场，后者最终放弃了他多年信奉的社会主义。达尔文本人不仅鼓吹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对救济穷人的社会政策也有保留意见。他认为，救济弱智、残疾和疾病缠身的人群在道德上是不得不做的，但是违背了自然法则，会造就病弱的民族，因此理想的情况是，贫病交加的弱者应该选择不生或者少生孩子。斯宾塞则更加赤裸裸地提出，违背竞争和淘汰的自然法则会带来糟糕的后果，因此政府只要保护财产就可以，不要保护失败者，不要去干预市场的自由运行。

马克·吐温熟读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著作。这位在11岁就因为父亲去世而不得不开始做报童、学徒和水手的成功人士，最终还是狭隘地以自己艰辛的奋斗经历来塑造自己的社会观点。他在晚年的作品里面悲观地认为人只能顾及自己：“并没有所谓的道德；有些事情并没有什么不道德，譬如老虎吃狼，狼吃猫，猫吃鸟。这不过是他们的生意。”他甚至说，“一个国家用武力侵占另一个国家也没有什么不道德；一个人如果足够强壮并且有那种意图，那么他去抢占另一个人的财产和生命，也没有什么不道德。”

作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言人，杰克·伦敦做过童工、罐头厂工人和盗捕牡蛎的船员，但是他同时也迷恋社会达尔文主义。其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描写了一位饥渴、有才华的青年工人作家。伦敦承认，他的主观意图是批评个人主义，让马丁在获得成功和名利之后走向绝望，而小说的实际效果是把主人公刻画成了个人奋斗的英雄，刺激了读者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博取财富和地位的欲望。马丁自称信奉“捷足先登、强者必胜”的生物学道理，认为人们错把自己看作是社会主义者。对这位打架从不落下风、凭借自修成为名作家的青年而言，人生的信条是：“怜悯和同情原是地下的奴隶营中产生的，无非是聚集在一起的伤心人和弱者的那份苦难和血汗生活的产物罢了。”（吴劳先生中译本）

杰克·伦敦习惯于把人世间看作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他迷恋青春力量，万分恐惧衰老：社会是一个“大坑”，年轻强壮者都使劲从低处爬向高处，年老病弱者滑落到黑暗的坑底。即便在他直接倡导社会主义的时候，伦敦仍然不能摆脱对竞争和强者的崇拜。他把社会变革理解成大英雄个人主宰的残酷斗争事业，而在此过程中“某些不足道的人会被夺去生命”。

孟子的社会理想恰恰是关怀弱者，反对强者为了人世间的地位和财富不息争斗。他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强者本来就安好，那些孤独衰老的人才是需要格外怜惜的。温习这一古老的道理，有益于我们摆脱对竞争的偶像崇拜，有益于我们抵制社会达尔文主义。近年来媒体上不断有关心年老进城务工者的报道，担心他们的医疗和养老，担心他们难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在这些担忧背后生长的正义感，让大家的心里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