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冲突与危机的化解之道

目前，人类共同面临着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从而造成社会人文危机与道德危机。究其产生社会冲突和危机的元根源，与人之自私的本性相关。儒家文化认为，道德理性唯有人所具，构成人存在的和合性与合理性；人的珍贵之处，在于向往和合性，在于追求善。和合而力强，力强而胜物，这样人的物性消而徳性长，社会性长而自然性消；向善则是形成社会互恵体系和程序正义雏形的重要支撑。从而，中国传统文化为化解当代社会冲突和危机提供了方向，那就是积善成德，建设诚信，义无不合，舍生取义，正义社会。

正义与和合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当代时代价值的体现。中华民族自古以降，就崇尚正义与和合，对非正义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行为深恶痛绝。正义与和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品质和崇高选择，是主体在行为活动实践中所追求的真善美的道德价值，是主体自我尊严维护的道德规范和原则，是群体内聚力的活水和追索实现群体奋进目标的动力。

人类不正义、不和合的社会根源

确立正义与和合的规范、原则的理论前提，必须体认当今世界所遭遇的之所以不正义、不和合的根源，然后才能从根基上予以化解。目前人类共同面临着人与社会的冲突和人与人的冲突，从而造成社会人文危机与道德危机，其中凸显的是利益集团与非利益群体的冲突，金融集团与非金融集团群体的冲突，以及权力集团与人民大众的冲突，而造成社会与人际间不公平、不正义、不和合的危机，形成人际分离、社会动乱、生命财产不保的重要原因。

利益集团、金融集团、权力集团三位一体，换言之，政客、政府、富翁、大公司，以权金、权利、利金权相互交易、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纵观当今世界，利益集团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工具理性膨胀，市场经济、网络经济、影子银行泛滥的情境下，既给非利益群体带来一定的方便，也损害了非利益群体的利益，给社会带来不公平、不和合的后果。

特别是某些发展中国家，利益集团利用经济、政治权力腐蚀败坏政府。利益集团甚至还获得治外法权。这些利益集团既不从事创造社会财富活动，也不谋有利公共利益的经济活动，而是利用政治经济的特殊权为自己谋取利益，最终侵犯非利益群体的利益，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的平等被撕裂，正义被埋葬，和合被破坏，社会陷入不断动乱、战争之中。

与正义、和合相悖的形势，突出表现在金融集团与非金融群体的冲突。21世纪是金融资本发展到垄断的世纪。金融资本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渗透到实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保等各个领域，使社会方方面面金融化。金融无处不在，无所不占，加速了与非金融群体的冲突。这个冲突体现在资源占有和财富分配制度的不公平上。金融集团既可以使资本增值，也可以使经济破产；既可以制约资本的自由发展，也可以加强全球范围合作，加强金融透明度和市场调节。金融集团这种两面性，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

在当今世界，“即使不发生信贷泡沫，在工资上涨缓慢的背景下，货币宽松也会导致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这种政策会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使得财富更加集中到富人手中”，其结果必然会激化金融集团与非金融群体的冲突，酿成金融危机。特别是主权财富资金不断膨胀以及对经济、政治命脉的掌控，而形成对财富的寡头垄断，仍将是埋下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定时炸弹。

无论是利益集团，还是金融集团，都需要权力集团的支撑或开绿灯，否则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金融集团的金钱游戏横行和金融庞大化就会遭到打击，因此利益集团、金融集团必然与权力集团构成联盟。

权力集团是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法律、制度、环保、意识形态等领域的规则和原理的制订者、实施者于一身的集团，这些规则、原理的制订者首先是贯彻权力集团的利益，他们只重权力利益，而罔顾人民大众。其实权力集团对拿过钱和好处的对象，都会以各种方式加以回报，或以不同形式大开方便之门，或在短缺经济方面加以惠顾，或在派驻各国大使上首先考虑等。“世袭化”的政治制度，就无可避免地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格局，权力集团把国家重要部门的官职给予自己党派成员或观点、立场一致的精英分子，而不会给予真正代表广大人民大众利益的党派和精英分子。这种“世袭化”政治权力结构，已远离人民大众的利益，其间冲突也逐渐加深、激化，以至出现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或动乱状况。

再者，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冲突在某些地区趋于激化。全球化在商业、金融、技术互相紧密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以及互联网快捷的跨越界限的沟通下，传统的国界被模糊或淡化。但全球化所带来的冲突与上述三大冲突结聚，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升温，加上一些地区破坏正义、和合的动乱和战争，制造了大量的难民与移民，强化了民族主义的国界意识，领土、主权的认同感将是持久的，其所造成的动乱对于正义、和合的威胁也将是持久的。

如何化解当代社会的冲突与危机

利益集团、金融集团、权力集团与非利益群体、非金融群体、人民大众的冲突，其元根源的追究已明，如何化解其间的冲突和危机，依据和合学的价值原理，建构社会正义结构。

中华传统文化对正利、正义的诠释与西方有异。“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为正当的利益去做，这称为事业；为正义而做，这叫做德行。正义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为正当利益去做的事业，是为道，亦是符合正义的行为。

正与义，其义有重合之处。既明正义之义，又已明和合之义，那么，应该怎样建构正义与和合，以化解当代三大冲突和危机？

首先，积善成德。改造人性中的物性、自然性，以及其中所蕴涵的利己性、贪婪性、物欲性。坚持不懈地做善事，养成高尚的道德，自然达到神明的智慧，就具备了圣人的精神境界。“善”被普遍地认为是正义的价值标准或原则。

义举和善事都属无私的、不计报酬的，出于一种善心、良心、正心、公心，或不忍人之心。偕同别人一起行善，这是公天下之善的最高尚纯洁的德行，其推己及人、及物、及社会，树立“澄清天下之志”，使社会的污泥浊水得以澄清，正义之风得以横扫腐败贪污的歪风，和合之华得以弘扬中华道德精髓。

其次，建设诚信。正义之“正”，古时与“成”通用，意含诚实、诚信。诚信是为人的根本，是一切道德价值的基石，是人文化成的利器，是真善美的和合。

再次，义无不和。“义”是一种中道、公正、适宜的决断、裁制，以使之达到和合的标准。在私欲、私利充塞世界的情境下，如何融突义与利，成为重要问题。

据此，两者并非绝对对立，而可以和，古人认为，义的和处便是利，“利者，义之和也”。利物、利他，各得其分或各得其所之利，便是和。凡一切事务处理得合宜，都符合一定的节度，无过不及的中，这便是义与利的和处。

第四，舍生取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生命是我欲要的，义也是我所欲要的，如果两者不能兼有，就牺牲生命而要义。因为我有比生命更欲要的，这就是义。义是人要走的正路，放弃正路而不走，放失了善心而不去找回来，悲哀得很呀！ “多行不义，必自毙。”正义是道德价值的标准，“苟非德义，则必有祸”。行动没有德义，必遭祸殃。

第五，正义社会。建立天下之人之事都从公理的正义社会，其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华民族人人都具有一种不忍人的善心，一种四德四端的道德本性，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正义观念，是建立正义社会的坚固的支柱。正义社会不屈服于权势，不顾虑于利益，坚持正义原则而不改变，虽然爱重生命，也要坚持正义而不屈从，这是君子的品德。若能如此，正义社会建设就可能实现。

正义社会亦是和合社会，和合社会是正义的社会、美善的社会、包容的社会、道德的社会，是太和、中和、保和的社会。当今世界冲突不断，其出路与导向，唯有对话、谈判、互利、合作、共赢；唯有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而达和合社会。如此，当今世界利益集团、金融集团、权力集团与非利益、非金融群体及人民大众的冲突也可以得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