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爆炸，天津模式需反思

一声爆炸，举国震惊。

因为滨海新区的午夜爆炸事件，天津再次成为全国关注的中心。 同时，也引起了对于天津的巨大反思。

在此前的京津冀一体化中，天津的角色尴尬，而未来随着河北完成经济和社会腾飞，天津未来堪忧。为此，天津需未雨绸缪，以改革应对挑战，争取成为京津冀改革的先锋。以体制优势破局。   

大项目，大投资，重化工的模式需要反思

本次起火，来自化工行业。

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天津不够丰富的产业结构，导致对于重化工业的倚重，才导致各种隐患。

距离爆炸中心不远的天津临港工业区，是中国发改委规划的国家级石化基地，是天津市及天津滨海新区"十一五"规划重点发展区域之一，是天津滨海新区化学工业区、临港产业区的核心组成部分。

2010年，天津百万吨乙烯千万吨炼油项目投入商业运行，天津建成了天津原油商业储备基地。 2011年，天津滨海新区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炼化一体化基地之一和华北地区最大的炼油及深加工基地。

不仅是化工产业，天津的主导产业，基本是以重化工业为主体。

不过，某种意义上说，天津的高速增长，依靠的是海量投资。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战略之后，国家在天津布置了大批重点工业项目。

2009年，天津的总产值为7500亿，固定资产投资突破了5000亿，达到5006.32亿元，增长47.1%，为近18年来最快增速。占GDP的比重，创纪录地达到了75%以上，为国内城市最高之列。其后一直到2013年，天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才与全国持平。2014年，略低于全国。

而自滨海新区成为国家战略以来，其累计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数万亿，十年内投资如此巨大，在国内仅见。

得宜于天津的特殊政治地位，作为天津“特区”的滨海新区，就一直获得了巨大的关照。各种大型央企，国企，纷纷落户滨海。天津的高速发展，是国家的政策红利所致，而非内生性增长。

重剑刚猛，失去灵便。

天津的大投资，大项目模式，虽然能够短期内拉动经济，但是，过于依赖大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而缺少内生性，竞争性企业，是天津的硬伤，未来，天津需发展大众工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平衡。

而轻重工业的失调，也导致天津产业结构的失衡。过去天津的发展，尤其是滨海新区，靠的是重化工业，这种企业块头大，产值高，短期冲击经济总量，非常有效。但是，失衡的产业结构，对于长远发展非常不利。

目前天津八大优势产业中装备制造业、石化、电子信息产业比重，分别达到40%、15%、15%左右，而航天、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共计只占10%左右。其创新驱动能力不高。尤其在石化、钢铁、汽车等产业遭遇重挫之后，难以寻找新的增长点。

去重工业化，逐步均衡产业结构，才能使天津摆脱等石化等产业的以来，减少大爆炸这种事件的发生。   

“两不靠”的天津

新年之初，天津突击限购汽车，曾引起巨大争议。事实上，虽同为直辖市，北京上海限购，虽争议巨大，但尚有资本，天津限购，则属自剪羽翼，自拔爪牙。

2013年，天津生产总值达到14370亿，比上年增长12.5%。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殊为难得。但是，众所周知，天津的快速发展，主要是滨海新区带动，而滨海新区的崛起，主要靠央企的投资，这种依靠外来和尚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仅对于投资依赖巨大，更不具备产业安全性，天津崇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在权力干预经济仍然盛行的中国，能够获得来自中央政府和各个部委、央企的垂青与暂时照顾，但是，中国的政治周期，一般以十年计算，过去的十年，天津得到了国家的垂青，未来十年是否国家仍鼎力支持天津，难以确认。新一届政府将改革重点，重新转移到上海，同时，在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区域均衡发展，未来对于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等内陆区域的振兴，相信国家将投入更多，天津的资源优势，即将被稀释，天津对此需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加快发展本土产业，振兴民营经济。

此外，天津虽贵为直辖市，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领先。2012年，天津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626元，而同期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天津仅略高于全国水平。而同期的北京为36469元，上海为40188元，均远高于天津。珠三角的深圳、东莞等城市，更为天津可比。作为省一级统计单位，天津也是仅位居全国中等水平。而在经济发展的动力方面，天津更多是依靠投资拉动，未来是否仍能保持持续高速，值得疑问。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既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同时，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亦很大，实行的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模式，与西方的强市场弱政府模式不一样。天津的尴尬之处在于，在权力和市场两套体系中，都不占优势。

在以权力划分势力的体系中，天津虽贵为直辖市，但是身居北京之边，天津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方面，吸附能力远不如北京，建国初期，北京的经济总量大约之后上海的五分之一，天津的二分之一，但是，此后形式大变。北京借首都的特殊地位，不仅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更成为北方经济中心。100%的中央部级机构，集中于北京，在100多家央企中，有超过50%以上的央企总部驻扎北京，这两大因素，注定了北京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最集中的地方。

甚至，在经济和社会改革领域，天津与北京相对，并不领先，比如在北京的2100多万的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有800万，占常住人口的总比重达到38%，接近40%了，而在北京的1400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大约仅400万，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不到30%，天津相对北京，人才吸附能力差别巨大，而这背后，体现了城市包容能力，开放程度。前不久天津的限购的争议，根源就在于此。天津限购，则首先伤害到的，是外来人口，由此，很有可能导致外来人口的精锐迁移，天津对于人才的吸附能力，将进一步降低，这对天津的未来发展，将是致命的伤害。

若天津不仅资源比北京少，更兼改革力度不足，这才是最大的忧患。

在市场体系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则比天津更有优势。尤其是广深，民营经济发达，本土产业繁荣，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其独特的魅力，令千万人神往。

天津在市场与权力两大体系中的夹生地位，使其未来发展危机重重。

成为北方开放之城

北有天津，南有上海，在中国晚晴至民国时代，天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开放中心，其开放包容之气度，足以傲视全国。

未来，天津突围的最大希望，即重建北方开放之城。

天津目前最大的问题，即是行政级别过高，成为一柄双刃剑，既使天津可轻易获得比其他城市更多的国家资源支持，但同时也窒息了民间活力。天津民营经济凋敝，本土品牌不振，社会活力不足。

在经济领域，天津需要一个民营经济振兴计划。滨海新区使天津在经济总量方面腾飞，但是这种主要依靠大项目，主要依靠国企的模式，并没有带来民富，也没有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未来天津需要转向民营企业，发展本土品牌。

在经济领域，几大直辖市主要以国营企业为主，民间经济普遍不发达。

直辖市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上，获得远比一个城市乃至省份更大的利益。目前，一些大型的中央级企业，几乎全部落户于几个直辖市。都使几大直辖市的国有经济具有先天优势，但是，从长远来讲，却造成了民营企业活力的丧失。

与直辖市对应的，是计划单列市的普遍发达。以深圳为例，深圳立市30年，年均增长31.20%；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贸易进出口总额居全国第一位。产业格局在全国各区域中也最为合理，除深圳之外，大连、宁波、厦门、青岛等，其发展均领先于一般省份，更超过直辖市。

目前，中国真正的知名竞争性企业，大多诞生这些并无政治优势的城市与地域。其中，深圳知名品牌众多，一大批行业的龙头企业，亦崛起于深圳，如万科，华为，金蝶，腾讯，比亚迪等。宁波的民营企业，亦非常发达，其非公经济超过了80%，而其余的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多为江浙，广东的一些小城。

未来，天津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中，重点并非“中字头”的大型央企，而是来自中关村的技术型企业，这些才是可帮助天津建立未来根基的产业。以大项目、大央企为主导的滨海模式，未来必须得到改变。天津港作为北方第一大港，亦可承担更多河北和北京的出口通道作用，造就繁荣的港口城市。

天津自贸区方向未明，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不可衰竭，无论是否花落天津，天津都必须加大改革力度。

其实上，天津相对北京，有足够的改革优势。在未来，天津改革有三大机会。

第一个机会，是利用制度差距，迅速改革，形成制度红利。

一直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在部分领域确实走在全国的前列，天津需承认这种差距，并且将其转换为优势，目前正在实验的上海自贸区，未来一旦其实验成熟，其经验将可迅速借用，比如，对于企业的注册的宽松化，审批制的削减，以及其它一些制度改革，一旦在天津落地，将产生更大的制度落差，形成更大的制度红利。同时，天津还需站在天津之外，乃至中国之外看天津，直接引进世界先进制度，加快与世界接轨。

第二个机会，是善用成本优势，成为京津冀改革的先锋。

比如，天津房价大约只有北京的一半，改革成本相对比较低。天津如果要引进一名人才，假如送其一套房的话，其成本比北京就低多了。户籍改革在北京难以推动，在于既得利益格局已经形成，而且难以改变，但是，天津就不同。未来，天津的户籍改革，就可以领先北京，这对于吸引全国人才，将是一个重大优势。

在北京大规模限购限户的情况下，天津应尽早取消限购，同时在户籍改革领域，打破常规。争取造成对于北京的制度优势，抢资源比不过北京，天津完全可通过制度优势，争抢部分北京分流人才。天津提出想与北京互相开放车牌号，却在新年不久限号，有失明智，未来天津不仅应与北京开放车牌，亦应向河北开放，天津应有这样的气度与远见。

天津既有直辖市的便利条件，胜过河北，又没有像北京那样有作为首都的种种无奈与约束，天津在改革领域的便利性和灵活性，应该成为京津冀的表率。

第三个机会，是个改革遍地开花的时代里，实现局部领域的改革全国领先。

改革早期，中国实行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沿海带动内地，先富带动后富。与此对应，改革领域亦是先在改革特区试验，再进行全国推广，由此，领全国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往往能够在制度改革领域，领先其它区域五到十年。

改革中期以后，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改革的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内陆，而是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破局者。

比如，在医保改革领域，率先改革和最彻底改革的地方，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虽然当初首倡此项改革的改革者已失势，但作为一项改革试验，免费医疗却在神木生根，并且在为部分地区借鉴。再比如社团登记，NGO的管理，大部制改革，率先是在佛山顺德完成的，也是小地方完成的。改革的分散化，必然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任何地方都有改革的动力也有改革的可能，未来天津这个方面应该也有很大的优势。

自贸区无论成败，都将吹响天津改革的号角，未来，天津需要建成北方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北方最开放和博大的城市，这才是天津最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