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多束缚少,政府难免乱花钱

从经济学的角度,一个人能否随意挥霍自己的财产决定于其消费能力,包括楼堂馆所等公务消费概莫能外。

湖北媒体报道,近日湖北建始县委采取组织措施,将县卫计局局长彭海淼调离卫计局,调整至副科级岗位。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以诚恳的态度接受舆论的监督和批评,以端正的态度接受调查处理,以坚决的态度搞好“整改回头看”,切实把“八项规定”精神落到实处。

以上报道信息不多,但内容堪称丰富。7月3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披露,全国592个国家贫困县名单中,湖北的建始县名列其中,但在建始县工业园区建始大道,以及县城另一头的红土坪开发区,分别建设面积达8000平米左右的三栋政府机关单位大楼,规模宏大。节目特别提到作为股级单位的建始县卫生监督局,单位员工40人,却盖起了一栋耗资2300多万元的9层大楼。

地方大兴土木,央视公开曝光,紧接着是整改和处理,类似的剧情公众远非陌生。有意思的是,建始建设豪华办公楼呈现在公众视野中其实已经颇有时日,网民拍摄的那些占地广阔、规模宏大的办公楼的照片早就出现在了网上,而且当地政府于今年4月11日还专门作出了回应,回应称“网络传言不实”,“相关建设项目并非办公楼”。

如果贫困县耗费巨额公帑大兴土木注定要引发公众的怒火,那么围绕曝光引发的剧情反转则不能不令人深思。作为深思的一个层面,媒体刊发的评论称,“建始县在贫困民众面前公然齐刷刷矗起10幢豪华办公大楼,是公然与中央规定叫板。它耗费的不只是取之于民的财力物力,更是政府部门的权力公信。”

这样的思考和质问当然足够犀利,但是未必真有说服力。众所周知,针对糜费公帑的奢侈享受,中共中央制定了“八项规定”,而李克强总理则有“本届政府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的承诺。这些规定的约束力如何?仍以“楼堂馆所”为例,此前媒体报道,国家级贫困县湖北来凤县委、县政府办公楼高8层,政府机关大楼盖得异常高大、豪华,但是办公以后始终不敢挂牌;湖南省的安仁是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于2013年开建预计投资高达1.8亿元的新行政中心大楼,但这个占地百亩的大项目却挂着建小区的招牌,并且官方对外声称“新行政中心没有开建”。

同属于大建楼堂馆所,一个建成后不敢挂牌,一个已经开建却要偷偷摸摸,充分显示中央关于楼堂馆所的一系列禁令有着强大威慑力。即使是建始县的例子,其立项是在相关规定出台之前,而在中央禁令之后,其把“业务用房”和“办公用房”糅杂也属于打擦边球的做法,其目的显然也是为了规避规定而非与规定公然叫板。

毫无疑问,为遏制官场的奢华之风,中央制定的系列规定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建始县等案例面前,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在这些规定之前,一些地方政府的行政支出为什么会显得如此随心所欲?在中央系列规定的强力约束之下,地方政府的开支的确表现出了节制的势头,但如何避免反弹,是否还需要启动相应的机制以配合中央的规定?

从经济学的角度,一个人能否随意挥霍自己的财产决定于其消费能力,包括楼堂馆所等公务消费概莫能外。公款浪费的症结在这里呼之欲出:供使用者支配的钱太多,而花钱的束缚又太少。在出台公款消费禁令之外,加紧修订《预算法》等动作说明中央高层早已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未来地方政府和官员花钱的状态应该是这样的:支配不怎么充裕的公款,束缚却越来越多。这应该是预算改革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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