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滕久明：父亲要我做无名英雄

凤凰历史：您在教育子女的时候会给他们灌输这样的理念？

滕久明：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的，当然我们的孩子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她都凭着自己的能力学习和工作，在工作中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她出国的时候是自费留学，那时一年学费好像是三万美金。我们是挣工资的，也没有那么多钱，把积蓄拿出来还不够，就从她几个姨那里先借了一些钱，才供她出去读书。之后过了好几年才把她亲戚的钱还上，所以我们经常跟她说要有感恩之心。

父亲不让我们有高干子弟优越感但他也有爱孩子的一面

凤凰历史：在您的眼中您的父亲是一个严厉的父亲还是一个慈祥的父亲？您有没有记得一些他对你们比较慈祥温馨的家庭生活片断？

滕久明：父亲对我们严爱兼备。以前我们还小、不懂事，我父亲从思想上、作风上、待人处世上，对我们有很严格的要求，尤其由于我们出生在高级干部家庭，不让我们染上高级干部孩子那些高人一等、看不起工农的优越感，不想让我们沾染这些作风，这些要求是很严的。

但是父亲也有很爱孩子的一面，我们跟父亲的距离并不因为他要求严格就隔得很远。他不吸烟，也不跳舞，那时候在大会堂、北京饭店举办舞会，高级干部和苏联专家都参加，他不感兴趣。父亲没有更多嗜好，双休日的主要休闲方式就是散步，再就是打扑克。散步的时候都带着我们一块出去玩，我们很愿意跟着父亲坐汽车到公园去玩一玩，他散步时候我们就在周围跑一跑玩。

父亲因病在杭州或无锡休养，我们放寒假的时候去那儿看他。他休息的时候喜欢打扑克，工作人员要忙自己的事，他就找我们陪他玩。他最爱打的就是小五分，赢了以后又拍脸又跺脚的，满脸通红像个孩子似地高兴得不得了，反正我也尽量让他赢哄他高兴。有时候他悔牌了或者偷牌了，我就跟他争执起来，在玩牌的时候我们就像亲兄弟、同学之间一样地争执，这时候他一点也没有父亲的架子，可以和你玩到这种程度。

还有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有时劳动和运动出汗了懒得换衣服，就用身体的热量把衣服烤干了，长期以往后背皮肤上长了一些汗斑，到医院看了以后就要涂药。家里有公务员和保姆，但父亲不用他们给我擦药，后背我自己又擦不了，所以到擦药的时候，父亲就提醒我会亲自来给我擦药。我感觉父亲很痛爱子女的，他是在主动尽父亲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我亲爱的爸爸！到现在我还很怀念那段充满着亲情的温馨时光。

国家困难时期母亲曾带着我们去天坛公园或野外挖野菜充饥

凤凰历史：您父亲在主持铁道部工作的时候名声很好，非常廉洁，这方面您父亲有什么言传身教？

滕久明：我父亲的生活作风是从井冈山时期延续下来的，非常简朴。你看他的穿衣，他参与一些外事活动和出席重要活动，要代表中国的国格，就穿专门订制的正装。平时在家穿旧的中山装，外出时候则穿便装或铁路制服、戴大盖帽。他内衣很多地方都打着补丁，受他的影响，我和弟弟们都以穿补丁衣服为荣。那时候都上中学了，屁股和膝盖上都还补了补丁，我们也以学习父亲这种艰苦朴素作风为荣。

我父亲平时在吃饭上面也很简单。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在家也不吃肉了，他桌上偶尔有点儿小碗的腊肉腊鱼，都是老家我大哥寄给他的，平时碗里都是青菜，还吃粗粮。那时候是计划经济，粮食有定量，为了学习父亲，我向学校主动提出来，自已是共青团员，也减掉一斤半粮食的定量来支援国家。那时初中学生定量是32斤，当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减掉以后就总吃不饱。

那时候营养不良，我们都先后患了肝炎。在家里，除了吃一些母亲做的南瓜菜粥，印象深刻的就是母亲带着我们到野外和天坛挖野菜去，这个恐怕现在很多人听了都不相信，部长的夫人带着孩子去挖野菜。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太行山遭遇到大旱、蝗灾，又要接济敌占区来的灾民，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人员定量骤减，部队只得开展大生产，还要挖野菜充饥，补充粮食不足。父母知道什么树叶和野芽能吃，我们后来都是跟着母亲认识野菜的。我们当时跟着父母去天坛公园和野外挖野菜，知道了柳树叶能吃、榆树叶能吃、小球藻从水里捞出来能炸成丸子，跟着父母与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凤凰历史：我们之前看到程潜的女儿写了一篇文章，提到困难时期在北戴河生活的一些故事。她说困难时期北戴河的生活会稍微好一点点，食堂也能吃饱一点，不知道您去没去过那边？

滕久明：北戴河去过，我们跟她们住的别墅很近，隔着也就是十几米远。一个是她家，一个是傅作义家，我们对面三米远就是傅作义的别墅，这片别墅是国务院机关的。

凤凰历史：到那边去生活条件有什么改善吗？

滕久明：到那边好像改善一点了，三年不是都困难，1962年就开始好一些了。另外，党和国家对党外民主人士有照顾，民主人士生活供应比共产党的干部好一些。

凤凰历史：程潜的女儿回忆说，北戴河那边还是挺快乐的一段时光。

滕久明：那是海边，我们玩自己的，钓鱼、抓螃蟹或跟着父亲散步。她们几个女孩子穿着裙子很漂亮，在去海边的路上经常能碰到，但我们一般不跟女孩子打交道，而且他们毕竟是民主人士的子女，所以没有什么更多来往。

凤凰历史：她那边还写到他们民主人士经常会去很高级的俄国餐厅吃饭。

滕久明：他们吃饭常去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

凤凰历史：您都没去过？她说那边有一种冰淇淋汽水特别好喝，小孩的零花钱都能买。

滕久明：我们没去过，他们民主人士的待遇可能还不错，跟共产党的干部还是不一样的。共产党这边，从主席到总理都不吃肉了，我们能吃上柳树叶包子就算好的了，有的老百姓恐怕连这个都吃不上。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每天早上都带饭到校，教室里炉子还冒着烟的时候就将窝头或地瓜烤在上面。同学们知道我们是高级干部的孩子，就好奇我们带的什么早餐，要和我们一块吃，打开一看也都是窝窝头，有时候还有地瓜。所以那个年代苦过来了，现在有什么苦都能对付！

凤凰历史：你们都会时刻注意保持低调？

滕久明：在中学学习时间长了，同学们也知道我们家里身份，时间长了藏不住。但是父母对我们要求很严，一个是不让我们以自己父母的地位和声望在同学当中炫耀；第二个是填报简历的时候会有所改变：滕代远、林一后面的职务都填职员。我当时看了说怎么填职员呢，我爸不是部长嘛？十分不解。转到普通小学时还给我们都改姓了，滕小明改成林小明，跟我母亲的姓了。那时填表是由秘书根据父母的指示填的，他们也不想让学校知道我们是高级干部的孩子。

我们现在为出生在革命家庭而自豪，特别在父亲去世以后，我们才更深刻感到他从严教育我们的良苦用心，我们在党的培养和良好家风的熏陶下为军队和国家建设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退休后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来整理父亲的一些资料，也应一些单位邀请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给一些干部培训讲授继承红军传统的课，以此来纪念缅怀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