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留守儿童困境需社会力量

贵州毕节当地警方披露服农药自杀儿童遗书，其中说道：“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遗书无疑再次将事件蒙上一层更沉痛的悲伤。一个13岁的孩童，以死亡为梦想，反衬的是留守儿童内心无比的孤独、绝望，这个隐秘而阴暗的精神角落是常人无法体会的。

毕节自从2012年5名儿童被发现死于城区一处垃圾箱内(其中4人是留守儿童)事件后，政府也是积极作为，比如贵州省要求留守儿童达50人及以上的学校按规定建立标准的“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同时建立“代理家长”等志愿者团队。但为何这些措施没有遏止事件的再次发生呢？

这个疑问的背后，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程，确切地说这是中国当前现状下的制度化困境。从此角度出发，破解留守儿童困境，用形象的话概述，无疑就两种办法，一个是“让爸妈回家”，一个是“跟爸妈离开”。

“让爸妈回家”是鼓励离家务工的父母能够返乡，但面对贵州、四川等西部贫困地区，返乡绝不是一个浪漫化的简单提议，否则回到凋敝的家乡只能还是与贫困作伴。返乡的前提是家乡的生存与发展机会，能够相当或接近务工所在地，而不会因为返乡而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准。这就必须配套以各种发展式扶贫措施，创造就业和发展的机会。

“跟爸妈离开”则意味着留守儿童能够跟随父母实现自由迁徙，进入城市，但横亘在面前的是户籍壁垒下的上学难、无福利保障等等，城市并不欢迎他们，只是将他们的父母作为廉价劳动力进行利用，他们始终无法稳定融入这个父母用汗水浇筑的城市。

“让爸妈回家”和“跟爸妈离开”是治本之道，但这两句简单的话的背后，也几乎是中国发展的国家难题，是如何抹平东西部、城乡发展的巨大鸿沟，实现发展均衡，是中国如何破除户籍制度的桎梏这个宏大的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问题。似乎看来都遥遥无期。

从更务实与切实可行的角度来看，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在传统福利保障和慈善救助方面，如成长陪伴、心灵抚慰、群体关怀等仍不可或缺，从实际需求层面，这是一个当务之急的对策，也将是较快地能够缓解问题的举措。

正如民政部新闻发言人陈日发近日所表示的，民政部将继续推动建立健全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和社会保护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而这些就要求联合各社会方力量发起全方位的行动，从家庭、政府到社会组织，都要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一环。

面对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截至2014年的数据显示，这一数据已经达到6102.55万人)，政府绝难做到万全，贵州省的做法可为前车之鉴。更何况，贫困农村地区不仅仅只有留守儿童，还有空巢老人，以及进入到城市却同样困境重重的随迁儿童，这些现状问题，不能都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策略应对之。因此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合力成为一个更佳方案，这就需要鼓励民众自组织化，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组织和合作化的建立，同时支持不同专业和领域的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只要更多地通过采购服务，以实现对于留守儿童乃至更多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