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命值钱，户籍说了算

近年不乏个案揭示户籍制度造成社会不公正，但要说以极端的方式反映这一制度的残酷，可能要数“同命不同价”现象。最近这一现象又有新案例，据媒体报道，河南小伙王超杰遇工友落水，他和一东北小伙搭救，工友得救两人却遇难。在老父亲匆匆赶到青海后，却被告知：那名东北工人是城市户口，所以施工方赔偿40多万，而王超杰是农村户口，只能赔偿19万多元。

补偿差别如此之大，而其依据竟是户籍背景，这样的决定难免让人寒心。毕竟无论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在救人那一刻，他们都是见义勇为者，其义举价值的大小与户籍身份没有任何关联。有媒体质疑，难道农村人的命和城里人的命比就“不值钱”？这种疑惑颇具代表性，补偿标准不应该和户籍身份挂钩，这是舆论的基本共识，但根据以往的经验，类似“同命不同价”的现象在各地上演，几乎成为了一种明规则。这就提示我们，“人人生来平等，生命无分贵贱”这种价值倡导可能于事无补，把这种荒谬现象的逻辑错误说清楚，或许更有助于情况的改善。

其实，分析过往的案例不难发现，各地曝光的“同命不同价”现象，对于决策者而言恰恰不是一种价值判断，迄今为止，鲜有地方官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下“农村人的命比城里人的命更不值钱”这样的结论。地方在为“同命不同价”决策辩护时几乎都会提到户籍背景，他们认为应该将其作为具体补偿数额的重要参考标准，原本适用于其他领域的户籍制度在此过程被扩大化，这种考虑并没有充分依据，可以说纯粹是出于一种政策想象。

地方官员之所以存在这种政策想象，从主观角度看反映出一种权力惯性，在作决策时过于随意，客观而言也可能对政策存在误解。的确，户籍制度衍生了诸多不公平的规定，比如舆论经常热议的教育、医疗等领域，关键是，这些不公平与“同命不同价”并非一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是公共政策，是国家层面经过充分论证且长期积累的结果，之所以接受这种不公正，是因为暂时找不到替代的政策选项。而“同命不同价”则是近年来曝光的新鲜事，这类荒谬决策完全是地方创造出来的，宏观政策从未在户籍制度和“同命不同价”之间建立关联，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怪胎，当地方官员大言不惭地拿户籍背景为“同命不同价”辩解，户籍制度可谓躺着中枪。

各地频繁出现如此荒谬的现象，可见，要想彻底改观这一状况，不可能寄希望于说服特定决策者，而需要从更大层面作出反思。如果要终结荒谬的“同命不同价”现象，理想的做法当然是彻底废除户籍制度，当上述政策想象的根基不存在时，地方所依赖所想象的“法理依据”也就消失了。但是，从目前户籍制度的改革进程看，短时间内要彻底废除该制度恐怕不现实，外界只能借助“同命不同价”现象呼吁改革加速。眼下有关部门可以做的或许是，就“同命不同价”现象表态，纠正地方不合理的做法，使“同命同价”成为一种国家意志。遗憾的是，过去鲜有这样的表态，“同命不同价”不是被否定，而是被默认，民众的遗憾与失望，与此不无关系。

在“同命不同价”得不到纠正的情况下，舆论往往会迁怒于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就是减少附着在这一制度上的不公正现象的过程，在户籍制度短期内无法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澄清这些误解有助于为这个制度减负，同时，殊途同归，从长远看，类似的努力也有助于这一制度的改革。人民日报评论认为，“人人生来平等，生命无分贵贱应该早已成为社会共识。”我们期待更多的官员认可这种共识，更期待今后彻底告别“同命不同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