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体验要能在司法改革中有更多获得感

谁是杨波涛？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尤其是不停有冤案被曝光、进而部分得到纠正的近几年，杨波涛的名字不够醒目，案子也无甚特点。最新一期《南方周末》报道杨波涛案，切入点落在了“同监室证人”，检方列举的15名证人中，来自同监室的犯罪嫌疑人就有5名。

2015年4月30日，河南商丘市公安局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案是杨波涛实施”，作出终止侦查的决定。在此之前，杨波涛用他人生最美好的十年时光，经历了“死缓，发回重审；死缓，再发回重审；无期徒刑，第三次发回重审”的几轮波折。2014年2月，南都社论曾以“反思从个案出发，并重新观照到个案”为题关注杨波涛案，对防范冤假错案的制度反思，要能让旧案收获完整的司法正义，哪怕已经迟到。

杨波涛案可能是又一个典型案例，十年看守所生涯，当事人杨波涛所经历的，不仅是只停留在其口述中的各种刑讯遭遇，还有司法程序在防范冤假错案过程中的不果决和太犹豫。从二十几个嫌疑人到被重点发掘，杨波涛在被“分局领导”重视的4天后开始作有罪供述，6月16日的讯问，持续一个半小时，记录仅有两页纸；6月20日讯问重启，整整一夜，“十多页讯问记录一气呵成”。直到现在，都没有证据可以指向刑讯逼供，尽管在杨波涛的陈述中，各种刑讯手段突破公众的想象。甚至有消息指，杨波涛案办案人员在接受调查时曾有进行刑讯的供述，但最终未被认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杨波涛进行指控的证据中，除了“一气呵成”的有罪供述，还有多名“同监室证人”的证言。所谓“狱侦耳目”在多起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中被发现，但最终被无罪开释的当事人，彼时是如何不经刑讯而向办案人员、甚至向同监室人员讲述如此详尽的“犯罪过程”的？利用在押人员作证，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为当事人在非正常状态下的供述作印证，但当类似诡异作证被最终证伪之后，“狱侦耳目”因作证而换来的减刑，又该如何认定？

杨波涛案的几经波折，可以看到司法机关在接手相关案件后的犹豫和犯难，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可以依法无罪宣判，却被选择多次发回重审。北大法学院教授陈瑞华日前接受媒体专访，亦探讨“法院为何不敢作无罪判决”的问题，认为法院“跟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倾向于追究犯罪”是其中一个原因。从杨波涛案其实也可以看到相关因素的牵绊，用发回重审来给所谓兄弟单位留足面子，避免启动错案追究，不得罪人，却使得程序反复，让公民恢复自由的时间一拖再拖。

近两年来法检机关着力反思冤案生成逻辑，并出台一系列防范措施，这几乎是与新一轮的司法改革进程同步。如何让正在纠正中的错案，同时能够有对司法改革成果的获得感，其实并不算苛求，毕竟像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无罪推定原则等，并非新改革所初创，对旧有制度的激活，便足以纠正和防范大部分冤案产生。

司法改革的最终成果，绝不仅是冤案后续发现和纠错程序，更多的还在于对正在办理中的案件，能够建立制度性的防御和监督。侦查机关办的案子，检察机关严格依法审查，不再唯唯诺诺照单全收；侦控机关既定的证据，提交法庭还需要经过实质化庭审的考验，真刀真枪的辩驳而不是走过场。比如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的倒置设计便应当提上日程，让侦查机关承担更多“未刑讯”的证明责任，同时这也会给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法治化形成外在倒逼，而不是继续宽纵。

司法改革轰轰烈烈，阶段性成果也被以各种视角总结，对司法改革成果最好的检验，还在于对旧有错案的彻底纠正、反思和追责，以及对每一个正在诉讼流程中的新案件，以专业视角、法律眼光去逐一审视。在新案办理过程中，切实汲取前车之鉴，侦控审各方更多“相互制约”，法律部门能各司其职，对违背程序、实体的行为和做法各有态度、勇于担当。“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于司法改革而言，便是在寻求司法公正的过程中，要让公众越来越对正义有确定性的信赖，乃至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