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二十·《何梅协定》真的不存在的吗？

各说各话：《何梅协议》引争议何应钦否认协议存在

何应钦认为日方当时正期待中国拒绝撤军。以获得军事冲突之藉口，而当时河北各中国驻军并无作战之部署，“战守皆自为难”。他在6月9日已向蒋建议下令中央军调驻豫省，“期能保全平津及国家元气，留作持久抗战之基础”。10日上午得汪之指示后，他于当日下午约晤高桥，口头告以：“（一）河北省党部之撤退，已于今日下令。即日起结束；（二）五十一军已开始移动，预定11日起。用火车向河南省输送，大约本月25日输送完毕，但如因车辆缺乏。或需延长数日；（三）第廿五师、第二师己决定他调。预定一个月内运毕；（四）关于全国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国民政府重申明令。”高桥对何应钦之答复表示满意，无异词而去。因此何应钦原认为“河北事件”已告一段落。但隔天（11日）高桥又到军分会，会见军分会办公厅副组长朱式勤。要他转交一份日文觉书，要求何钦照缮一份后盖章送回。该觉书全文如下：

甲、在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实行之事项如左：（一）于学忠及张廷得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擞去。（四）军分会政训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邦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撅退河北省外。（/又）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撇退河北省外，及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乙、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附笔事项：（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旧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

觉书，是日本在外交方面提交给对方的一种非正式文书，在各种机构中广泛应用，大多包含一些约束性条款，中文可译为“备忘录”。

高桥送来觉书之目的，一则希望中国方面将口头承诺加以书面文字化，增加其约束力，二则增加“附笔事项”，使华北行政用人皆须符日方意旨，三则高桥自抬身价，欲在文书上造成与何应钦具对等地位之错误印象。何应钦对于高桥将他视为此次交涉之对手，十分震怒。加以南京中央早有不用文字或书面之原则，故派朱式勤将觉书送还，并向高桥说明，日方所希望各点，已由华北当局自动实行，无需再以书面答复，同时电告中央，表示已拒签高桥觉书，并得南京之同意。

6月13日，何应钦以河北事件已了结。并为避免高桥仍来纠缠。于是离北平赴南京向政府报告事件交涉经过。高桥于同一天又来军分会，仍提出文字与前述“高桥觉书”完全相同的书面文件，只是将“觉书”正式改为“备忘录”，要求由高桥代表梅津美治郎，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表何应钦，共同签字。但这一要求仍被何应钦拒绝。高桥此后与中国外交部驻北平人员继续交涉，表示此备忘录是奉东京军部之命办理，如不能实现，无法复命。中国方面则一再坚拒。日方于是稍示让步，放弃索取备忘录，只要求中国方面给一个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经双方一再磋商，并修正文字，最后在7月6日，经行政院长汪精卫同意，由何应钦以一普通信函形式，寄交北平军分会，派人送高桥转梅津，全文如下：

透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

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民国24年7月6日

高桥接受了这封打字便函，河北事件到此才正式告一段落。

此打字便函，根据何应钦的说法，仅系一单纯的“通知”，他本人未签字、盖章其上。但站在日方立场，则视为双方“协定”已经成立。起初日本人多称为“华北协定”，以此为藉口，破坏中国在华北的行政主权。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河北省主席商震苦于应付。1935年12月初，因日方军机以“协定”为由，任意飞临北平上空示威，何应钦第一次透过报纸发表声明，否认有“协定”之存在；1936年1月，蒋介石对全国中校校长及学生代表谈话，公开否认有何梅协定。虽然中国一再否认。但日方并不理睬，可以说，在“便函”发出之后，“何梅协定”的有无之争已经开始了。

是真是假：何梅协定无名有实毋庸讳言

从法律形式言，何应钦并未在“高桥觉书”上签字，故北平军分会与华北驻屯军间，确实没有一纸如“塘沽停战协定”这样明显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何应钦自始至终否认“何梅协定”的存在，1977年甚且透过国防部史政局正式发函台湾各史政学术机构澄清其事。二次大战后梅津美治郎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时，也称何梅协定是一项“君子协定”，并未形诸文字。河北事件发生时参与谈判的矶谷廉介（时任日本使馆少将武官，驻上海），于战后病危时，也坦承“何梅协定”是日本方面故意宣传，造成真有其事之错误印象。这些说法，都是针对何、梅之间并无法律性协议文书而言的。

然而，何、梅之间却有一封“便函”存在。根据国际法惯例，条约的形式与名称甚多。但在国际法上的效力完全一样。何应钦这一“便函”虽不合条约的形式，但与“通知”类似，是一种“类似条约的文件”；而且，何应钦致函梅津虽属于“单方行为”，但在国际法上，类似条约的文件与单方行为，也具有法律效果。